一个清华的研究生，找工作接二连三地碰壁，后来他一气之下，跑去应聘月薪4000元的老师，校长看完他的简历，意味深长地说道：“小伙子，以我们学校的条件，我怕留不住你这条大鱼呀！你可要考虑清楚。”校长以为他打了退堂鼓，结果他的一番话，让校长哈哈大笑！
2008年那个冬天，北京的雾气像是从屋顶渗进屋里一样浓，李永乐躺在出租房那张不太结实的床板上，一晚上都没怎么睡。
他刚从清华毕业，硕士学位，物理专业，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带着父母厚实却也有点沉重的期望，穿梭于那些光鲜的面试间。
可每次走出来，结果都落在了“我们会进一步联系您”这种温吞的模糊句子上。
那个年代，简历在他手上还带着墨香：北大本科物理与经济双学位、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一等奖、清华硕士研究生，连GPA都堪称完美。
可现实不崇拜这些，投了三十家企业，至少二十七家明确拒绝；剩下的三家，不过是说“不急着做决定”，然后音讯全无，而他早就明白——那就是“算了吧”的温柔说法。
面试时，他一板一眼，回答问题不煽情，也不拐弯。
他说自己不愿意加班到凌晨三点，也不喜欢应酬，不抽烟、不喝酒、更不愿意接受“公司是你的家”这样的一套话术。
他在意工作是否有意义，也在意睡觉时间。他以为这叫“真诚”，HR称之为“不成熟”。
那一年是金融危机最猛烈的一年，雷曼兄弟垮塌了，许多跨国公司冻结招聘，公务员报考人数激增。
李永乐所学的物理，在这个乌云密布的市场里，几乎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学科。
当年金融圈一度取消了部分高薪岗位，科研单位编制冻结，互联网行业还没达到蓬勃阶段。
他原想去咨询行业施展才华，结果却处处碰壁。
一次面试结束后，面试官对他说：“你背景挺厉害的，可惜你似乎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
三个月以后，他骑着他那辆还掉漆的二手捷安特，去了一家中学投简历。
那是他真正意义上“没抱希望”的一次投递，只因为听说那所学校正在找一名物理老师，月薪只有四千块。
人大附中的校长看完他的简历，说了挺戏剧性的一句话：“小伙子，以我们学校的条件，我怕留不住你这条大鱼呀！你可要考虑清楚。”
这本该是一次打退堂鼓的典型场景，校长这样说，是拿经验压判断：再牛的人才也许有出于暂时焦虑的“权宜之计”。
大鱼迟早要跃得很远，他下意识地想，这年轻人会不会明天就打电话说不来了。
但李永乐盯着他看了两秒，说话干脆：“我考虑清楚了，我想教书。”
这个决定听起来疯狂，彼时清北毕业生出国、进名企、搞科研的路径几乎写死了成功剧本，他的选择像是一道离经叛道的分支线。
但没有人知道，李永乐真正的挣扎，不是钱，而是“被需要”。
从那天起，他穿上了蓝色棉布夹克，在校门口站着迎学生的样子，很快成了校园里的常态。
他没有立即成为一个好老师，学生一开始觉得他太“书卷气”，讲题罗嗦，没什么新意，但用了不到两学期，他就翻了盘，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什么叫“会教书”。
他的课从来不照本宣科，他用油烟机解释空气动力学，用家长会上带来的高压锅讲热力学定律。
他用抖音的火箭发射片段引出弹道问题，也让学生做小发明比赛，用实验赢取课堂的小奖励，他不走寻常路，但所有人都能听懂他在说什么。
2017年，他把课堂视频上传到网络，最初是为了“让学生复习方便”，没想到，社交平台上的点击量开始像指数型上升。
他一条《为什么物体会往低处掉？》的视频点击量突破了五百万，一夜之间，成了“人民教师”在网络上的最大流量标杆。
有人笑说他“运气好”，也有人说“他只是在做一些人不愿做的事”。可他自己说：“我只是把讲课这件事看得比面试更重要。”
他的学生里，清华、北大上线率高得惊人，其中不少是偏科严重的学生，因为他的视频打开了理科世界的大门。
更惊讶的是，好几个学生的父母，就是因为看了他的视频，才最终放心让孩子选择物理竞赛方向。
一点点，他成了“网红老师”，课程卖断货，出版了自己的教学材料，接受央视采访，走上全国教育论坛，却始终保持每周不少于12节实打实的课堂教学。
差不多每年，他都能带出四五个全国竞赛一等奖，而他对外的回应都是：“这不完全是他们的天赋，更关键是有人引路。”
中国教育真正的问题不在塔尖，而在底层，一个清华博士能做顶尖芯片研究，但一个好老师能把一群原本对理科恐惧的孩子拉上来，平台不一定非得越大越好。
这是他真实的信仰——并非所有璀璨都在舞台中央，很多逆袭，是被低估的积累。
他的故事，远不只是名师传奇，而是一场价值观的逆流——把学生的成长放在个人成功前，把教书这项“慢工出细活”的事情坚持得滚烫热烈。
我们过度推崇了“走得远”，却低估了“站得住”，讲台不小，只是眼光太窄。
月薪4000不是终点，更不是落败，而是选择与热爱交汇出的节点，而现在，他的影响早已穿越薪资标准，进入了一个无法以单位衡量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