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龙州倚商而立，因军而兴，中法战争中变为边防重镇，战后辟为通商口岸，1896年开建火车站，却在2025年12月5日才盼来火车。冯子材四次出关均以龙州为基地，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在此规划广西善后全局，郑孝胥督办边防时大行新政、吟咏不绝，庄蕴宽续办新政，蔡锷任教广西讲武堂，他们都是清末龙州的重要人物。广西提督苏元春有功有过，将龙州历史与他个人绑定未必明智。
龙州火车站，后改法国领事馆 黎钿摄影
龙州曾有过两座“昭宗祠”。一座祭祀冯子材部下烈士，位于驮苗街，称“旧昭宗祠”。另一座祭祀苏元春部下烈士，位于南街，与陈勇烈祠并排而立，称为“新昭宗祠”。这座边城还有第三座清军纪念建筑，即郑孝胥修建的“武建军资念塔”，位于南岸利民街。旧昭忠祠似已湮灭，新昭忠祠尚有遗存，武建军资念塔则略显破败，仍可修复。
龙州成为边防重镇
中法战争有两个战场。闽台战场中方大本营设在福州；越南战场为主战场，中方大本营设在龙州。
龙州是中法战争主战场指挥中心。广西省城桂林距中越边境太远，为应对战争，三任广西巡抚徐延旭、潘鼎新、李秉衡都驻扎龙州。光绪九年十一月廿八日，两广总督张树声上奏：“非将广州展至龙州，不足以相前敌之事机，便朝廷之调度。”次年龙州有了电报局。1883年12月1日，广西巡抚徐延旭抵龙；徐延旭兵败逮问，1884年8月10日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到此接任。1885年2月5日，当前线吃紧之时，新任广西按察使李秉衡赶到龙州，后升广西布政使、护理巡抚。按惯例，巡抚、总督出师时，按察使例兼营务处总办，李秉衡来得正是时候。
龙州也是中法战争主战场的总后勤基地。张之洞在龙州设立转运局，军械、饷银、物资从广州溯江而上，经梧州、南宁运到龙州；军粮在附近乡村采买，运到龙州储存。为管理枪支弹药，特以东关三宝寺为军械仓库，仍不够用，又加建仓库。三宝寺军械库曾遭火灾，民国时辟为第一区警察署。
1885年2月，法军侵入镇南关，主帅潘鼎新惊慌溃败，撤退到海村，随时准备逃走。危机时刻，有两个人站了出来，一个是冯子材，一个是广西按察使李秉衡。李秉衡稳住龙州后方，收罗溃勇；冯子材留下一营萃军弹压，大部队往镇南关方向开拔，集结到关前隘（镇南关内数里），筑起长墙，然后夜袭文渊，固守诱敌，请王孝祺、王德榜恪靖营配合作战。冯子材击败法军，勇敢尚在其次，巧计诱敌才是精髓。停战初期，冯子材仍驻龙州，看不惯他人争功的作派，收到督办钦廉防务的朝命后撤回钦州。
冯子材四次出关
冯子材四次出关作战，均以龙州为基地。萃老以“镇南关大捷”而名闻天下，之前战绩也十分出色，只不过处在湘、淮军夹缝中，名气被掩。因镇压太平天国、天地会起义“有功”，冯子材“同治元年正月蒙恩补广西提督”，节制广西全省绿营军队。广西先后有不少天地会起义部队逃入越南，另有个别叛将也潜逃入越。冯子材在广西提督任上，出关追剿吴亚终、黄崇英、李扬才所部，基地都设在龙州。为纪念三次出关战死、病故将弁勇丁，冯子材奏请在龙州设立“昭忠祠”。中法战争中的萃军烈士，后也在昭忠祠添设牌位。
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张之洞咨行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为阵亡将士附祀昭忠祠事。为照以死勤事，祭法垂则，则祀之文，能执干戈，春秋有勿殇之义。军兴以来，直省奏建昭忠祠，以祀阵亡将士，官为致祭，所以妥忠魂、昭死节也。查龙州有昭忠祠一所，系奏祀冯军门三次出关阵亡各将士，庙地内屋宇宽绰，尚可添设牌位。此次出关诸军事同一律，所有阵亡及瘴故各将士自应一并奏请附祀，以旌忠义，除分行各军外，相应咨商，为此合咨贵护院请烦查照酌核办理，并希见覆施行。须至咨者。”（《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3册第10723页）如咨文所述，旧昭忠祠增设牌位祭祀中法战争萃军烈士，属于中法战争纪念建筑之一。
查民国二十五年《龙州县志》，两处记载如绕口令：“旧昭忠祠在吕氏宗祠之右进”；“吕氏宗祠在驮苗街旧昭宗祠之左”。后者透露地点在“驮苗街”，尚有些许价值。龙州人士黎钿先生带我走过驮苗街，想象中两个祠堂的大尺度地块不复存在。笔者猜测，吕氏宗祠、旧昭忠祠土地可能后来遭到分割，建成单门独户的房子。
光绪十年（1884），中越边境清军连败，形势危急。湘军老将、兵部尚书彭玉麟奉旨办理广东防务，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启用冯子材。（陈晓平：谁推动了冯子材复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36284）后续的事态表明，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冯子材战绩突出，三次入越作战积累了丰富经验，在越南北方拥有崇高威信，能及时收到法军准确情报。萃军兵勇多来自钦州、廉州，号令易行，能服水土。更重要的一点是，“萃军”是生力军，初生牛犊不怕虎，胆气极壮，无惧法军。
当日从广东开往龙州的军队，多乘船到南宁再转龙州，如王孝祺勤军即是。冯子材另辟蹊径，率领萃军十八营从钦州出发，步行穿过上思、宁明以达龙州，点验后陆续开赴前线。在条件勉强凑合的情况下，冯子材联络各军，创造战机奋力一搏，保住了中国颜面。
冯子材
陈勇烈祠
陈勇烈祠位于南街301号，为纪念中法战争名将陈嘉而设。实际上，这个建筑群有三路建筑，中间为陈勇烈祠，左侧为新昭忠祠，右侧名为“揽秀园”，由苏元春禀陈、张之洞奏准兴建。郑孝胥创办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即将校址放在此处。随着人口向新区迁移，陈勇烈祠及附近街区显得有点落寞。
陈嘉（1839-1885），祖籍福建诏安，其父移居广西荔浦。陈嘉为苏元春部下分统，作战极为勇敢，1884年10月10日，法军以大象冲阵，陈嘉击伤象奴，象队回奔，法军大乱，苏军乘势追杀。11月，朝廷赐陈嘉黄马褂及珍物，以提督记名。1885年2月谷松一战，陈嘉身受四伤，仍裹创力战。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会同王德榜、陈嘉克复谅山。李秉衡电报如此说：“王德榜先接仗，苏、冯、陈、蒋、方诸军合攻力战克之，敌退谅山不支，各军遂乘胜复之。苏元春派陈嘉跟追，连战复委坡、山庄，王德榜复会陈嘉共攻谷松，力战攻克。”（《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0册）收复谅山是迫使法方求和的契机，不久中法双方即在巴黎达成停战条约，但“谅山大捷”的说法言过其实，中方各军先攻克文渊（今同登），谅山法军见状主动撤退，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大规模战斗。“文渊”是伏波将军马援表字；越南归法国“保护”后，“文渊”改称“同登”，目的大概是抹去马援历史痕迹。
光绪十一年（1885）农历七月，陈嘉因旧伤复发去世。九月，朝廷予以优恤，赐谥“勇烈”，宣付国史馆立传，批准在龙州建立专祠，即“陈勇烈祠”。陈嘉有两个儿子曾在龙州任职：陈翰运清末授县丞，陈翰文在民国初年任龙州知事。
陈勇烈祠 黎钿摄影
龙州开埠原委
清廷接受法国要求开辟龙州为通商口岸，有个曲折的过程。
1885-1887年，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邓承修与法国谈判，勘定越南与广西、广东（当时钦州仍属广东）边界。邓承修与张之洞坚守“清流”立场，谈判时寸步不让，与中枢不太同调。慈禧、奕譞希望勘界谈判“速了”，可能是考虑到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亲政，需要营造一个祥和气氛，不愿意谈判破裂，以致再次兵戎相见。
按中法条约的宽泛陈述，在“谅山以北”择地开辟商埠，张之洞、李秉衡、邓承修按中文本理解，错误地认为“谅山以北”是指越南境内。列强要求中国开辟商埠，是要利用中国土地，两次鸦片战争后均如此。越南既归法国“保护”，其境内设立商埠事宜便与中方无涉。既然列入条约，则“谅山以北”指的是中国境内某地，镇南关、凭祥、龙州、太平府（今崇左）甚至南宁均有可能，起初法方也举棋不定。
张之洞指示邓承修，力争收回白龙尾半岛（今防城港市江山镇南部）、江坪（今东兴市江平镇）等地，双方唇枪剑舌激烈交锋，往返多时未有定论。后来，英国翻译赫政（总税务司赫德之弟）发现一份法国人绘制的地图，注明白龙尾、江坪等地属中国界。法方代表颇为尴尬，建议提交驻京公使与总理衙门谈判解决。在京谈判的结果，双方各退一步，白龙尾半岛、江坪归中国，龙州开辟为通商口岸。1887年6月，中法签订条约确认龙州通商，允许法国设立领事馆。这是李秉衡最为担心的结果。
为管辖通商事宜，张之洞奏设太平归顺兵备道（后改太平思顺道），辖太平府，将原属南宁府的上思厅划入，治所设于龙州。据民国《龙津县志》，太平思顺道署设于城内营街，民国十二年改为龙州警察厅，应该即今公安局位置。首任太平思顺道为蔡希邠，后升广西按察使，以支持康有为而知名。郑孝胥离开后，以庄蕴宽为太平思顺道，兼领边防督办。庄蕴宽在龙州续行新政，已有很多记载，此处不赘。
李秉衡
李秉衡是晚清极负盛名的清官，早年即有“北直廉吏第一”之誉。张之洞把他调到山西，不久升广西按察使，中法战争中一举成名，复出之后历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1900年率武卫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作战，兵败自杀。对李秉衡的评价殊属为难。张天贵《李秉衡评传》誉之为“民族英雄”，戴海斌教授引前人说法，在“误国之忠臣”之后打个问号，以示不全部认可。他激烈卫护传统价值观，不乐意接受外来新生事物，发展到极端排外，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代表人物，无论官职、影响还是历史地位均比苏元春重要。
李秉衡从基层州县官升任监司大员，似乎出自张之洞的举荐。中法战争后期，他以广西按察使身份总办营务，当广西巡抚潘鼎新兵败逃窜时挺身而出，稳住“龙州根本”，维持清军大本营秩序，保证军需供应，调和众将，为镇南关大捷、克复谅山创造了条件，功不可没。
按照清代体制，巡抚应驻扎省城。特别的是，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三年，主要住在龙州。光绪十二年（1886）春，李秉衡电请张之洞批准，决定修筑龙州城垣，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竣工。龙州城墙从城东亭所街（今兴仁街和东街交接处）起，沿东门街、底所街（今兴仁街后段）转向东街、西街、营街、三角塘，转北经苏家园再向东经北门街外，转回亭所街。城墙用厚砖砌成，有城垛无壕沟，周围长5华里。此后，李秉衡又奏请清廷拨款5万两，命蔡希邠扩建东、南、西、北四大城门。（梁耀光《古城龙州城垣》，载《龙州旧事续编》第225页）另据《杨宜治日记》，当时曾将附近马援旧垒汉砖运来筑墙，此说有待证实。
1887年，李秉衡辞去护理巡抚职务，一是对龙州开埠强烈抵触，二是反对广西开矿。广西开矿由张之洞提出，李秉衡多次复电反对，如此顶撞上司极为罕见。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晚清广西经济以种植农业为主，要增加收入应付防务开支，开矿为必由之路。开矿不仅能增加税收、繁荣经济，还能吸纳过剩劳动力，减少盗匪。李秉衡反对开埠、开矿，或可为“误国忠臣”说下一注脚。
李秉衡
苏元春功过
苏元春戍边有功有过，一边倒的赞美并不公正。
当中法战争中清军不断败退时，苏元春所部节节抵抗，为清军留住些许颜面。在冯子材到来之前，苏元春为将领中最出色之员。1885年3月25日，朝廷将广西巡抚潘鼎新革职时，特授苏元春为“广西边防督办”，必要时可指挥各军，当时尚未获知镇南关大捷消息。得知镇南关大捷后，彭玉麟、张之洞奏请朝廷授冯子材为钦廉防务督办，纯粹出于平衡。换言之，镇南关大捷时冯子材职务低于苏元春，萃军属于粤军，冯不能指挥桂军，要求桂军配合作战只能协商。
当时，云集龙州、镇南关一带的，除镇南营、毅新营、熙字营外，还有方友升的湘军、王德榜的楚军、杨玉科的广武十营、潘鼎新的鼎军、董履高的右江镇绿营、魏纲率领的鄂军，以及正从广东开来的萃军、勤军，番号复杂，来源多样，调和众将十分艰难，事前朝廷并无料到冯子材会脱颖而出。中法战争中，苏元春不过不失，先跟着潘鼎新打败仗，后跟着冯子材打胜仗，有贡献，有苦劳，年力正强，已署广西提督、授广西边防督办，不方便伤筋动骨，只能“维持原判”。
目前有关龙州历史的叙述，或多或少地夸大苏元春的作用，拔高他的地位，为他的过失辩护粉饰。广西提督从柳州迁到龙州，是两广总督张之洞、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的决定，奏请朝廷批准，苏元春只是服从，并非他个人可以做主。大小连城营垒、炮台建设，经费都来自广东“协饷”（对口支援），筹款的是两广总督张之洞、李瀚章，所谓苏元春“自筹”经费纯属无稽。提督虽是一省绿营最高武职，但要服从总督、巡抚的调度。李秉衡就对苏元春大肆营建炮台、营垒颇有微词。广西与越南边境漫长，隘口众多，防不胜防，即使推行重点建设，仍耗资巨大，广西财政无力承担。苏元春无奈，从龙州跑到广州求见张之洞，伸手要钱。张之洞勉强同意，答应从广东筹款。当时，湖南、湖北给广西的“协饷”经常中断，只有广东协饷最可靠。1903年，广西匪乱遍地，威胁到政权安全，慈禧命广西西林人岑春煊署两广总督，发现苏元春不仅失职，还有克扣军饷、纵兵为匪等更严重的问题。这些内容，地方文史大多避而不谈，或者反说岑春煊诬陷。
苏元春
郑孝胥
著名诗人郑孝胥变身“龙城飞将”，驻扎龙州两年有余，与苏元春逮问治罪有直接关系。
苏元春落职，岑春煊奏请郑孝胥当广西边防督办，郑提请将湖北武建军八营调赴龙州布防。武建军本属精锐部队，到龙州后锐气尽失。这些弁勇来自内地省份，“水土不服”，在龙州染上传染病，死者累累。《郑孝胥日记》称：“军中畏病，有溃逃之谣。”郑孝胥施以医药安抚。岑春煊指责武建军“太过娇养”，并非恕道。1905年秋，郑氏在伏波庙侧择地兴建“武建军资念塔”，以慰亡魂。武建军为国戍边，瘴故兵勇为国家烈士，如今“资念塔”周遭杂草丛生，似应清理以便瞻仰。郑孝胥离开后，武建军为避“瘴气”调离，广西边防主要依靠陆荣廷等人，招募本省弁勇，是“旧桂系”形成不可忽视的因素。
郑孝胥与武建军军官合影
武建军资念塔铭 黎钿摄影
郑孝胥先住小连城，后迁龙州，入住铁路局。1896年准备修建龙州铁路时，在南岸建设火车站、铁路局，两栋建筑外观几乎一样，1908年改为法国领事馆。承黎钿告知，右侧建筑内有壁炉，推测应为郑孝胥住处。郑孝胥对龙州有比较突出的贡献，创办车渡、兴办教育、资助学生出洋留学、兴办银号、架设浮桥、开办医院、举办“龙州学社”，事迹斑斑可考，至于边防将弁学堂则是分内之事。
郑孝胥到达龙州时，诗人易顺鼎（字实甫）正在署太平思顺道任上。光绪、宣统年间，陈三立、郑孝胥为“宋诗派”代表，樊增祥、易顺鼎则领衔“唐诗派”，两派各擅胜场，四人皆曾为张之洞幕僚。两大诗人同住一城，曾多次会面。不久，易顺鼎为岑春煊劾罢，有“才士画饼不可充饥”之语，传颂一时。有位江苏武进青年特到龙州追随郑孝胥，后成明清史开山祖师，姓孟名森，字莼孙，号心史。《孟心史日记》留下他在龙州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与《郑孝胥日记》同参。
孟森
龙州因武而兴，端赖蔡希邠、郑孝胥、易顺鼎、孟森、庄蕴宽为之注入“文气”，稍觉平衡。郑孝胥是名动海内外的诗人、书法家，虽晚年失节，他在龙州留下的墨迹、诗作仍应珍视。郑氏督办边防期间，经常接见各军将校，日记中可见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林俊廷频频“出镜”。仅五六年间，这些草莽人物促成广西独立，结成桂系军阀，统治两广。
（此次走马龙城，承龙州黎钿先生指点迷津并惠赐摄影佳作为小文增色，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