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城内刚刚停火，城门仍飘着残烟。夜里，华北野战军的临时指挥所灯光彻夜未熄，罗荣桓把王平叫到桌前，“华北离不开你，先别走。”短短一句，王平明白，筹划已久的十三兵团政委职务悬了。
顺着时间往回追，王平的军旅起点要放在一九三零年。这一年，他从地方组织挺进闽西山岭，投身彭德怀领导的红军。手里没端过几天枪，却总抱着油墨味儿的印刷板，在山道间贴标语、写简报。因为识字，他从宣传员一路干到团政委，步子迈得不算快，却很稳。
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晋察冀的深山沟沟里，聂荣臻需要一个“能把人心拧到一块儿”的政工干部。王平被点了名，带着一支百余人的骑兵营入驻易县。陈漫远抓军事，黄永胜提战术，王平盯思想，一张口不是军令而是民情，“先让老乡相信我们，再让士兵信得过自己。”这套路子后来被晋察冀各分区照搬。
三九年底，本有机会进军区政治部当副主任，他却把名额推给资历更深的朱良才，自己回第三分区守摊子。有人看不懂，他只是说：“朱主任上去，咱这摊子反而好办。”一句玩笑，却把组织原则护得妥妥当当。
解放战争爆发后，晋察冀主力几度整编。王平所在的晋冀军区被拆成两个纵队，又合成四纵，再转回地方。他多半时间与前线的炮火擦肩而过，却把后方动员、兵源补充、伤员安置这些“杂活”做到了极致。熟悉他的人常说，王平像根轴，转得住，就能把大车推着走。
一九四七年秋，冀晋军区同察哈尔军区并为北岳军区。战斗序列骤然膨胀，唐延杰主抽刀领兵，王平则挑起政委的担子。开会时，他常要求作战处和政治部对口开短会，“兵看将，马看人，后方看大家。”他早年贴标语的经历，让他对士气二字格外敏感。
平津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华中战场的第十三兵团。罗荣桓点名要王平去当政委。人还没上火车，聂荣臻来电力保：“华北局面未定，此人不可放。”一纸公电，将星归位察哈尔。省级区番号虽带“军区”二字，本质却是兵团序列，可终究错过了大兵团浴血的机会。
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肩章摆在面前，王平却嘀咕：自己这辈子拿笔多，握枪少。可组织需要就是号令，他开始在张北草原上调防布阵。那几年，他把原本分散在地方的基干武装揉成一个拳头，配合林罗大军挥师入关；又死磕粮秣，硬是让后勤保障没出过一次大纰漏。
一九五零年朝鲜烽烟骤起。中央决定新组建二十兵团入朝轮战，政委一职仍落到王平头上。行前动员会上，他用家乡话喊出一句：“到那边去，不是打个人，是为咱新中国的脸面！”基层干部直呼“憨厚劲儿可亲”，却也都憋着劲跟着他过了鸭绿江。
战场凶险，王平不像作战主官那样冲锋在前，却天天泡在野战医院和前沿工事间。美军大空袭后，他在堑壕里蹲了整整六小时，等最后一架飞机飞远才出来，胡子上全是灰。回到指挥部，他拍着作战参谋的肩说：“咱熬过去，就值。”
战争结束，他带兵回国，接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五五年授衔，上将行列里，这位不常领军冲锋的政委显得有些另类，但资历、功劳都摆在那里，将星落谁家无人质疑。
五八年，王平调到军事学院当政委，正是部队换装、教学体系重建的关键期。他提倡“战例第一、条令第二”，主张把实战经验写进教材。这一思路，后来被许多教研室沿用。可惜文革风暴来袭，他被隔离审查八年。囚居期间，他坚持在纸片上抄《资治通鉴》，害怕记忆生疏，字写到模糊处，就悄悄舔指头擦干净再写。
一九七五年，王平重回军中，先任炮兵政委，很快又南下武汉，接过军区政委印信。此时年近花甲，他多次上书要求离岗，让年轻人挑担子。理由朴素：“打仗时用得上我就上，和平建设得靠后浪。”中央却屡次挽留，直到一九八五年军委精简整编，才批准他退出现役。
有人分析，如果当年他北上去中南，不见得能当上大军区司令，可或许能在战史上留下更多浓墨重彩。也有人说，王平的价值，恰在于哪里需要政治统筹，他就出现在哪里。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却都挡不住时间给他的注脚——六十年戎马倥偬，他始终站在鼓动人心的最前线。
一九八八年，军队首次恢复授衔，那批开国上将多数已挂冠，王平亦在颐养之列。每逢老部下来访，他仍关心部队作风，“枪法能偏一分，人心不能差一寸。”几句话，透着老政委的固执与真情。
一九九零年夏，他在北京病榻上嘱托子女清理旧物。最珍视的，仍是那本边角卷起的《红星报》手抄本。那是他当年躲在岩洞里刻钢板、印分报的遗物，也是他一生“政治工作生命线”理念的起点。
王平的一世功名，或许不在于战役沙场的豪情，而在于把战旗背后的那支看不见的手拉得更紧、更牢。错失兵团政委，走上军区司令的路，并不在他的原始规划，却因特殊年代的缺口而成就。等到风浪消散，他才得以功成身退，把座位让给后来者。中国革命的史册里，留下了这样一个低调却坚韧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