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故宫门口，售票员看着眼前的几个人，有点惊讶。
不是因为他们长得眼熟，而是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男人接过票时，愣住了几秒，开口问：“我现在来这儿，还要买票吗？”
这个人就是溥仪。
紫禁城的最后一位“主人”。
1962年秋天，天气转凉。
沈醉和杜聿明打算找个时间去故宫看看。
北京的天总是那么干净，阳光从红墙黄瓦上斜斜打下来，空气里夹着一点秋意。
他们一合计，就顺口叫上了溥仪。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但要放在五年前，谁也想不到。
那会儿，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这个曾经的“大清皇上”、伪满洲国的“皇帝”，在新中国的战犯营里过了九年。
不是关着不放，也不是走个过场，而是真刀真枪地让他面对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为什么做、造成了什么后果。
他最开始不认账，说自己是被绑架的，是个受害者。
可那不是别人，是真正从战场上下来的将领、亲历过东北沦陷的人，和他一批被关进去的战犯，个个都知道伪满洲国是什么玩意儿。
那些日子，谁站在哪一边，一目了然。
慢慢地，他也不说那些话了。
调查、谈话、对照材料，改造所不是靠喊口号，而是让人心服口服。
再加上，他那会儿吃得比外面还好，三年自然灾害都没让他挨饿。
不是照顾，是有意让他明白：这个制度，是要改人而不是毁人。
1959年，中央特赦第一批战犯，溥仪也在其中。
他从抚顺出来，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做园艺工人，后来又调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专员。
工作不重，生活也安稳，偶尔还会有人悄悄认出他来，不过没人再叫他“皇上”。
那次去故宫，是沈醉提议的。
他说：“你熟啊，正好给我们讲讲。”溥仪起初不想去，说：“我闭着眼都知道哪是哪儿，有啥好看的。”沈醉笑了：“正因为你熟，才要你去。
就当陪我们转转。”
他们三人一到门口，沈醉就去窗口买了三张票。
出来后，把票一人递了一张，溥仪拿在手里，愣住了。
他低头看了看那张小纸片，又抬头看着高高的红墙，嘴里喃喃说：“我进这儿，还得买票？”
他不是生气，也不是吃惊。
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有点哀伤，又有点释然。
沈醉和杜聿明没说话，只是看了他一眼，谁都明白。
这地方，对他来说不是景点，是个曾经生活过几十年的“家”。
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
他们进了故宫后，沈醉和杜聿明看什么都新鲜。
看屋顶的琉璃瓦，问这是什么殿，那是什么门。
溥仪一开始不怎么说话，双手背在身后，低头走路。
走到乾清宫时，杜聿明指着龙椅问他：“坐上去舒服吗？”
溥仪扯出一个笑，说：“我三岁登基，那时哪懂这些。”话是这么说，谁都知道不可能没坐过。
可他们也没继续追问。
再往后，溥仪慢慢说得多了。
他指着东六宫说这是哪哪哪，说哪儿是慈禧住的，哪儿是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
他记得清清楚楚，像是那些年都没过去一样。
到了御花园，他们找了张石凳坐下歇歇脚。
没想到周围的游客开始注意过来，有人小声说：“那不是溥仪吗？”人越来越多，有的想合影，有的问东问西。
沈醉有点紧张了，跟杜聿明对了个眼色，赶紧拉着他走了。
从那以后，沈醉去故宫再没叫过他。
不过过了阵子，他们去了趟景山。
那天阳光很刺，山风不大。
溥仪站在一棵歪脖子树下看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棵树，就是明朝崇祯皇帝自缢的地方。
他站了十多分钟，什么话也没说。
等沈醉有点不耐烦了，坐到旁边一块大石头上抽烟，他才慢慢走过来。
坐下后，他也要了一根烟，点上了，抽了一口，说：“过去没人让我来这儿，说不吉利。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棵树。”
他说完就不再说话了。
那几年，他开始写书，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一件一件写下来。
写得很细，也写得很真。
他不再回避自己做过的错事，也不再强调什么“被迫”“无奈”。
书稿交到出版社的时候，编辑们都说：“不像皇帝写的，倒像个知青。”
1964年，《我的前半生》出版。
这本书没火起来，也没人拿它炒作。
但读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人在用笔向历史交代。
再后来，他去了医院，得了癌症。1970年代初去世，火化那天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家属和几个老同事送了送。
那张当年进故宫的门票，他一直留着，夹在一本旧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