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北郊的老赵最近总往渭河边跑，不是遛弯，是盯着河水犯愁，"你看这水，刚入秋就涨了半米，去年这时候河床都快见底了。"
他蹲在河堤上，指着浑浊的河面，"我爷活着时说，他年轻时渭河可不是这样，那会儿能行船，两岸全是好地。"
老赵说的这变化，绕不开六十多公里外的三门峡大坝，这座号称"黄河第一坝"的工程，1957年动工那会儿，全国都跟着激动。
报纸上天天登"黄河清了"的照片，广播里放着"根治黄河水患"的口号，连他爷都跑去工地上当过三个月民工。
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黄河水患是悬在北方人头上的剑，从清朝到民国，黄河下游平均三年就决一次口，河南、山东的老百姓苦不堪言。
1950年代初，苏联专家来了，拍着胸脯说："在三门峡建个大坝，既能防洪，又能发电，还能灌溉，一举三得！"
十万建设者背着铺盖卷就上了工地，老赵的爷就是其中一个。
"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可没人喊苦。"老赵翻出家里的老照片，黑白照片上的工人们举着红旗，对着半成品大坝笑。
1960年9月，第一台机组发电那天，工地放了一万响鞭炮，广播里说"黄河从此为民造福"，谁也没想到，这"造福"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年，麻烦就找上门了。
1962年开春，陕西华县的农民发现不对劲：地里的麦子长得蔫蔫的，扒开土一看，根须全泡在水里。
再往河边跑，渭河水位比往年高了一大截，原来清澈的河水变得又浑又臭，后来才弄明白，大坝把黄河水拦住了，泥沙却沉在了库底。
时间一长，潼关的河床一年抬高十厘米，渭河的水排不出去，倒灌回了关中平原。
1964年夏天，华县段直接决了口，三百多亩良田成了沼泽地，老赵的老家就在那片，他爷说起这事就抹眼泪："好好的地，咋就成了没法种的盐碱滩？"
那会儿专家们也急了，原来设计时没算准黄河的泥沙量，苏联方案里的大坝太高，泥沙排不出去。
1965年开始，国家花了八年时间改建，把大坝底孔打开，又加了泄沙管，库容从96亿立方米降到60亿立方米。
老赵听水利局的亲戚说："等于给大坝开了个'地漏'，让泥沙能跟着水走。"
可改建也没彻底解决问题，2003年秋天，陕西连下了一个月雨，渭河水位猛涨，西安周边二十多个县被淹，经济损失80亿。
那会儿老赵的儿子刚在咸阳买了房，一楼全泡在水里，家具家电全废了。
"电视上专家说'百年一遇'，可咱老百姓心里清楚，要不是大坝挡着，水早流走了。"那年冬天，陕西省人大代表团直接把"三门峡水库存废"议案递到了北京。
有人说干脆炸了大坝，一了百了；有人说炸了更麻烦，下游防洪怎么办？水利部派了调查组来，结论是"优化运行方式"，没提炸坝的事。
老赵当时就觉得："这大坝跟人一样，生了病，光吃药不治本。"
转机出现在2010年，那年起，三门峡大坝开始"低水位运行"，夏天洪水期敞着闸门泄沙，冬天枯水期再蓄水发电。
用专家的话说叫"蓄清排浑"，老赵听着像"夏天冲厕所，冬天存干净水"，这么一弄，潼关的河床还真降了点，渭河的过流能力也恢复了不少。
现在的三门峡大坝，早不是当年单纯的水利工程了。
老赵去年跟团去过一次，景区里挂着"黄河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牌子，游客们站在坝顶上看黄河东流，还有人举着相机拍天鹅。
"你能信？"老赵觉得挺魔幻，"当年淹了咱的地，现在靠看鸟赚钱，这叫啥事。"
可农民们还是不踏实，华县的老李种了一辈子地，他说这几年地里的沙子越来越多，"一场雨下来，表层土全被冲走，留下的全是粗沙，玉米都长不高。"
他听说黄土高原搞生态治理，入黄泥沙少了，可三门峡的泥沙问题还是没彻底解决。"就像杯子底的泥，倒多少水都冲不干净。"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去年回应，说三门峡大坝现在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重要一环，调水调沙、保障下游防洪都离不开它。
老赵听了直撇嘴："下游安全了，咱上游就该受着？这理说不通。"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孙子那辈不用再盯着渭河水过日子。
评价三门峡大坝真挺难，当年它确实拦住了洪水，让下游少遭了灾；可关中平原的生态账、农民的损失账，也不能不算。
就像老赵说的："那会儿技术有限，能建成这样的工程不容易，可现在时代变了，总得想个让上下游都满意的法子。"
前阵子老赵又去了渭河边，发现有人在河滩上种起了油菜花，黄灿灿一片。
他蹲下来摸了摸土，"比去年松和点了"。
或许再过些年，等黄土高原的生态再好点，等大坝的运行方式再优化点，三门峡的故事能少点争议，多点温暖。
毕竟，黄河是咱的母亲河，谁不想她既安全又美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