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天的冀东平原，潘家戴庄的炊烟突然被枪声打断，日军闯进村子时，戴成友正帮着父亲收拾农具，机枪扫过院子的瞬间，他被压在柴火垛下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300多个乡亲倒在血泊里，爹娘和两个弟弟都没了气。
后来人们说，这是日军在冀东制造的"模范治安区"清剿行动，可在戴成友眼里，这就是一场没人性的屠杀。
爬出死人堆的那个晚上，22岁的戴成友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戴复仇"。
他摸着爹娘冰冷的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着就得让小鬼子偿命，那时候冀东到处都是抗日队伍，他揣着把柴刀走了三天，找到了滦县游击队的李运昌。
李运昌见他满身血污，扔给他七颗子弹："先去把村西那七个汉奸解决了。"戴复仇当夜摸进汉奸窝，没费一枪一弹就把人捆了回来。
他把子弹原封不动放在桌上："汉奸该杀，但子弹得留着打鬼子。"李运昌拍着他的肩膀笑了："有种！这队伍缺的就是你这样的狠角色。"
1939年开春，戴复仇拉着8个和他一样家破人亡的乡亲，在潘家戴庄的废墟上成立了"复仇团"。
没有番号，没有给养，就用白布缝了面旗子，上面用鸡血写着"以血还血"，九个人都是庄稼汉，最好的武器是两把土造步枪，更多时候靠的是锄头和柴刀。
第一个目标选在油榨镇据点，戴复仇让队员扮成送粮的农夫，把手榴弹藏在粮袋底层。
炮楼里的伪军正围着抢粮食，他突然大喊一声"爹妈的仇该报了"，拉燃引线就往炮楼里扔。
那天爆炸声混着喊杀声，37个日伪军没一个跑掉，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在当时还真让小鬼子摸不着头脑。
复仇团就像冀东平原上的野草，砍了又长，他们专挑小股日军和汉奸下手，今天摸掉迁安沙河驿的警察署长，明天又在昌黎封台镇结果了翻译官。
最解气的是烧了乐亭胡家坨的粮库，那是日军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过冬粮食，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戴复仇站在远处看着，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往下流。
日军被搅得坐立不安，搞出个"沟壕堡垒"政策，到处挖沟建炮楼，本来想把复仇团困死，没想到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打伏击的好地方。
1940年4月30日晚上，戴复仇带着人摸进冷口关弹药库，炸药一响，4000多发炮弹炸得跟过年放鞭炮似的，等日军援兵到的时候，他们早顺着沟壕跑没影了，只留下86具鬼子尸体。
小鬼子气得发了疯，把潘家戴庄剩下的房子全推平，还杀了保长，到处贴传单说要"活剐戴复仇"，可越是这样，来投奔复仇团的人越多。
到1941年秋天，队伍已经发展到107人，编了三个小队，甚至有了机枪和电台。
戴复仇常说："咱们人多了，得学聪明点，不能光靠拼命。"
于是复仇团开始玩起了新花样，他们组织"冷枪队"专打日军军官，有时候一个狙击手能把一个据点的鬼子吓得不敢出门。
夜里就摸进伪军炮楼，用胡琴拉《松花江上》，唱得那些东北来的伪军哭着往城外扔枪。
有次甚至在日军据点门口贴对联，上联"今日来多少"，下联"明日还多少"，横批"血债必偿"。
1942年腊月的"铁壁合围"是复仇团最险的一次，日军纠集了五千多人，把他们围在滦河和青龙河的三角地带。
戴复仇带着90多号人在冰面上爬，政委赵尚武为了掩护队伍，抱着机枪跟鬼子拼到最后一刻，突围后清点人数，戴复仇蹲在雪地里哭了，那是他改名以来第一次掉眼泪。
抗战胜利那天，复仇团被正式授旗，番号"冀东军区独立第一大队"，统计战果时，所有人都吃了一惊：7年打了210仗，歼敌1230人，自己牺牲了89个兄弟。
戴复仇摸着那面写着"以血还血"的旧旗子，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没过多久，他就解甲归田，回潘家戴庄种地去了，村里人都说戴复仇傻，放着官不当偏要当农民。
他只是笑笑："仇报了，该给死去的乡亲们守着村子了。"1972年，一个叫佐藤的日本老兵找到村里，跪在戴复仇面前磕头，说当年就是他参与了潘家戴庄惨案。
戴复仇把他扶起来："我杀过你们的人，但现在不恨了，只盼着以后别再打仗。"后来佐藤写了本书叫《活着的敌人》，专门讲复仇团的故事。
如今潘家戴庄纪念馆里，还挂着那面"以血还血"的白布旗子。
常有老人带着孩子来，指着照片里戴复仇他们扛着锄头打仗的样子，说："看，这就是咱中国人的骨头。"戴复仇的墓就在村子东头，墓碑上没刻名字，只写着"还我河山"四个字。
每次清明去祭拜，总能看到有人在墓前放一把新鲜的麦子那是他生前最爱种的庄稼。
复仇团的故事之所以让人难忘，不是因为他们杀了多少敌人，而是因为这群农民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可以被打倒，但绝不会被打垮。
他们拿着锄头能种地，拿起枪就能保家卫国，这种精神，比任何武器都更有力量。
现在的孩子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的苦，但只要潘家戴庄的麦子还在长，这种精神就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