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繁峙失守的噩耗传回大本营,被称作“山西王”的阎锡山身子一沉,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

这一口气叹出来,意味着他半辈子积攒的家底和那盘精心布局的大棋,彻底崩盘了。

倒退回19天前,这老汉还在作战室里神采飞扬。

当时他猛地一拍地图,大手一挥,圈出了从平型关到雁门关这一百里的防线。

手里攥着8个军、10万号人马,他给日军板垣师团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算盘打得很精:把日本人放进繁峙盆地这个“口袋”里,绳子一勒,连皮带骨头一口吞了。

局设得天衣无缝,人多势众,地形也熟。

谁成想?

这个原本以为是铜浇铁铸的口袋阵,连三个礼拜都没撑住,就成了漏风的筛子。

十万大军哗啦啦地垮了下来,兵败如山倒,只能全线跑路。

外头人都说是因为鬼子武器好。

这话没错,但没说到点子上。

把这盘棋复盘一遍,你会发现阎锡山输得一点都不冤枉。

因为这个“口袋阵”还没等敌人来攻,先被自己人从里头捅出了三个填不上的大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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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窟窿,坏在“心神不定”上。

仗还没开打,阎锡山心里先打起了退堂鼓。

照着老剧本,这本来是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

阎锡山甚至把心腹陈长捷、郭宗汾叫到跟前,把作战地图塞到他们手里,千叮咛万嘱咐:大门敞开,让鬼子进平型关,等到沙河那块儿再关门打狗。

偏偏这时候,第六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孙楚插了一嘴。

他的担忧很实在:把狼放进自家院子,万一这门关不上咋办?

这买卖风险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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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直接戳到了阎锡山的肺管子。

作为一个在地方上割据多年的军阀,想赢是肯定的,但他更怕把看家的本钱输个精光。

就在火烧眉毛、马上要开打的节骨眼上,阎锡山犯了兵家大忌:临场变卦。

他一道死命令下去,把“放进来打”改成了“堵在大门外”。

这命令一改,前线直接炸了锅。

原本埋伏好准备捉活的,现在得变成硬顶死扛;原本该修的碉堡战壕还没挖好,机枪大炮的位置也全是乱的。

等日军的坦克车开到眼皮子底下时,晋军还在手忙脚乱地搬家、换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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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折腾,先手棋彻底变成了后手棋。

第二个窟窿,坏在“各怀鬼胎”上。

9月24日,老天爷其实给过一次翻盘的机会。

名将傅作义眼睛毒,一眼瞅见日军第21旅团成了孤军,这会儿要是豁出去全线压上,绝对能把这股敌人吃掉。

干不干?

按说必须干。

可就在这要命的时候,担负重任的71师师长郭宗汾心里的小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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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上面报了个理由:“部队跑累了”。

这几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地方杂牌军的老毛病——保本。

谁先上谁倒霉,谁把兵拼光了谁就成了光杆司令。

郭宗汾这一磨蹭,机会就像手中的沙子,流没了。

等到第二天大清早,队伍终于想通了准备动手时,形势早就翻了天。

原本守在团城口的高桂滋部,心里憋着火,觉得“你们晋军想保存实力坑我”,一赌气把阵地丢了。

日军顺势占了山头,居高临下,反过来给准备进攻的中国军队来了个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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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一旁配合打仗的八路军115师,看着这乱象,在战报里写得那叫一个透彻:“友军定好了计策不动弹,打起仗来磨磨唧唧。

这种仗,以后没法打。”

第三个窟窿,坏在“顾头不顾腚”上。

当十万人的眼珠子都死死盯着平型关正面时,大伙儿都把一个要命的后门给忘了——茹越口。

那是恒山和雁门山搭界的一个口子,正对着平型关的后背心。

阎锡山原本也没忘,安排了杨澄源的34军守在那儿。

可前边打得太紧,他就跟拆墙补东墙似的,不停地从这儿抽人去填正面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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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到最后,那么大个茹越口,就剩下梁鉴堂的203旅孤零零守着。

9月28日一大早,日军混成第15旅团五千多号人,跟饿狼扑食一样冲向了这个软肋。

梁鉴堂没得选,只能拿命去填。

他带着预备队发起反冲锋,脖子上挨了一枪,当场殉国。

旅长一死,茹越口彻底崩了。

日军跟决堤的洪水一样,直奔繁峙城而去。

直到这会儿,平型关前线的守军才吓得魂飞魄散:自己在前头拼命,后路早就被人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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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底下的阵地,瞬间变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座孤岛。

阎锡山听到信儿,只撂下一句:“茹越口没了,平型关也完了!”

仗打成这样,底裤都输没了。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指挥系统里的“看人下菜碟”。

你看战场上这两组对比,就知道这个“口袋”为啥兜不住风。

第一组对比:

一边是第17军的高桂滋,因为背后是中央军的背景,觉得晋军在拿他当炮灰,一犯浑就把要命的团城口给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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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是晋军434团的团长程继贤。

面对鬼子的刺刀,他吼着“全团只能往前死,不能往后退!”

带着一千五百个弟兄冲进鹞子涧拼刺刀。

结果呢?

程继贤全团壮烈牺牲,阵地上最后响起的,是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的爆炸声。

第二组对比:

早先大同会战的时候,李服膺的61军死守天镇,阎锡山让他守“三天又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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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服膺把家底打光了撤下来,结果被阎锡山安了个“擅自撤退”的罪名,拉出去毙了。

可轮到这次弃守阵地的高桂滋,阎锡山嘴上骂得凶,说他“比那个刘汝明更该死”,可就因为人家背后有南京撑腰,阎锡山连个指头都不敢动。

这种赏罚不论功过、只看派系的指挥环境,才是最毒的药。

甚至还出了这种荒唐事:郭宗汾手底下的428团,明明是吓破了胆不敢打,躲在山沟沟里,跟上头撒谎说“被日军挡住了”。

直到八路军把鬼子收拾了,他们才灰溜溜地摸回来。

汪精卫说过一句很难听的话:“中国哪有什么国防,只有省防。”

这话虽然刺耳,但在当年的山西战场上,不幸让他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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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的“口袋阵”画得再漂亮,也算不过人心的自私。

他想打阵地战、打消耗战,可八路军115师打完这一仗,跟上级汇报时直摇头:“咱们的队伍不适合这么硬碰硬。”

八路军用一场平型关大捷,虽然自己也伤亡了一千多人,却用铁的事实证明:那种“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是当时唯一的活路。

战后总结会上,阎锡山难受得直掉泪:“这不是弟兄们不卖命,实在是当官的指挥出了岔子。”

可惜啊,这岔子,不是调换几个师的位置就能修好的。

当所有人都在算计自己的坛坛罐罐,当保全实力比消灭鬼子还重要的时候,你这口袋张得再大,注定也只能是个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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