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以及如何实现它”？（《中国乐书·概述》，页4）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无论古今，无论中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带着这个关怀，聚焦迄今被汉学/思想史学界所忽视的“乐”（快乐的“乐”）这一命题，纵览战国至宋代文化精英的论述与行迹，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个“温故”的方案。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中国乐书：从战国到北宋》（[美]戴梅可著、何剑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凝聚了作者近20年的思考成果，是关于古代“乐”之探索的开拓性研究。作者以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分析、梳理与“乐”相关的思想和理论之演进，跨度长达11个世纪。作者更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古代中国之“乐”的多种面相并诠释其核心品性与价值。具体而言，本书共七章，内容分别如下：
第一章《即将开始的预览》讨论概念问题——中国传统语境中“乐”的内涵。由于原著为英文，作者首先面对英文学术界，指出中国古代的“乐”当对应于英文的pleasure一词，而非happiness等。进而，作者指出这一“乐”概念的重要特点。古代语境中的“乐”并非痛苦之反义词，而是与“忧”相对而言，具有一种安全感。尤其是，“乐”与享乐主义不同，是长久之乐、有益之乐。最后，作者揭示古人心目中的“乐”是以“气”为媒介，由“心”对他人和外界共鸣而产生的“关系之乐”。
第二章《兴：音乐和友情的共鸣》讨论“关系之乐”最基础与优雅的表现——音乐与友情。作者指出，在古典文献中，音乐与友谊常常联系在一起。两者具有共同的特质，即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吸引，皆可被视为“共鸣”之乐。作者观察到，音乐被古人视为高尚的快乐，具有提升道德，促进想象和情感的功能，如同《汉书》所言“乐者，圣人之所乐也”。音乐亦充当友谊的纽带，所谓伯牙与钟子期之“知音”，而知音间的友谊是互相成就，例如鲍叔牙与管仲。作者还指出，音乐和友谊在社会层面和政治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三章《孟子的主张：与民同乐》辨析孟子提出的共享之乐——“乐”如何服务于大众利益。通过解析《孟子·梁惠王》篇等经典文献，作者指出孟子对“乐”和“欲望”非常重视。其基本思路是国君或贵人“承认他人有着和自己一样的人类欲望，而且在共有的同理心的基础上，使他人也能得其所欲。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安乐和满足”（页172）。顺着这个思路，作者进入孟子游说梁惠王、齐宣王等统治者的历史语境，向读者展示了“乐”如何与孟子的仁政思想密切相关。孟子以为享乐是统治者与民众共有的天性，但“乐”有暂短之快乐与长久之安乐的区别，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乐。为实现这长久之乐，统治者就需要与民同乐，使得民众安居乐业，从而得到民众爱戴。换言之，“己欲达而达人”，共享之乐才是长久之乐。
第四章《荀子：“重明以丽乎正”》将视野转向了荀子，揭示荀子如何系统建构出有关“乐”的理论。作者认为荀子同孟子一样都推崇共享和安乐的社会，但荀子设想的路径不同于孟子。通过重点分析《荀子·礼论》、《荣辱》、《王制》等篇，作者指出荀子非常关注“人类对于‘乐’的助长（养）、满足（满）、提升（修）和逐步扩展（多）”，“把看似不同的关于人性、王朝制度与至高修养的对话联系在一起”（页223）。作者进而勾勒出荀子的相关理论体系如下：首先，个体通过感官的满足形成初步评价，由“心”来判断“乐”的短暂与长久，形成一定的自我约束意识。其次，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以礼来“养人之欲”，按照一定的等差与标准分配用以满足欲望的资源，实现“乐”的有序、有节制共享。最后，“君子”以至诚之人格寻得不依赖他人的长久之乐。
第五章《人生要义：庄子的之乐》由前几章重点讨论的使他人快乐、乐之共享转入如何自得其乐。作者眼中的庄子是一位人生快乐导师——与孟、荀皆注重“乐”的社会功用不同，庄子注重生命本身的乐趣。通过分析《庄子·至乐》、《达生》、《养生主》等篇的经典故事，作者揭示了庄子对“乐”的看法和获得至乐的方法。庄子以生命本身的多样和活力为“乐”之源泉，从物我同一的角度出发，提倡培养个人的专注与精进，如庖丁解牛般体悟个人与世界的关联性；庄子承认逻辑、认知乃至语言本身的不足，即便神奇如大鹏亦有局限；庄子倡导笑对不确定的世界，“坐忘”以融入当下的生活。
第六章《杨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第七章《“半独立屋”：陶渊明与苏轼》讨论汉-宋之间，杨雄、陶渊明、苏轼三位著名的文化精英如何寻得个人内心的快乐。首先，作者认为西汉时代的杨雄以古典为乐。通过分析杨雄丰富多样的著述、思想与事迹，作者发现杨雄在潜心阅读经典与创作之中找到了人生至乐。在这个寻找至乐的过程中，杨雄在早期写本文化、古典学问、语言文字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但引领一时之风气，更留下深远的影响。
其次，作者认为东晋陶渊明则以“归家”为至乐。作者从“乐”的角度系统地解读陶渊明诗作，每每有独到的观察。例如，发现“陶渊明在他的近四分之一的诗歌作品中都用到了‘欣’字，有些诗中出现了不止一次”（页423）。作者以细致的分析还原历史场景，带领我们进入到陶渊明诗中的家，展示陶渊明的日常生活、交游与内心——内心似乎有些庄子的影子。“他不时感受着人生的喜与悲，甚至尝试在简单的人生中实现其最大的意义”（页462）。通过一系列分析，作者认为陶渊明的归家之乐实为寻常之乐。
最后，作者将视野投向了宋代苏轼。通过系统地比照苏轼唱和陶渊明之作与陶诗原作之异同，作者揭示出苏轼在精神上与陶渊明之微妙关系。作者认为，一方面，苏轼视陶渊明为偶像，每每效仿之。例如，苏轼发现陶渊明提倡“固穷”，因此在诗中刻意追附。另一方面，两人在追求上，尤其是快乐之源上又很不同；陶渊明的快乐根植现实世界，而苏轼则想遁世。但即便有此不同，通过对陶渊明的追慕和唱和，苏轼最终找到了慰籍，领悟到了寻常之乐。
《中国乐书》内容丰富，征引广博，贯通了先秦与中古。从方法论上看，本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首先，跨学科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本书讨论的“乐”既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思想史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关怀，同时也具有心理、社会乃至政治层面的内涵。本书使用的一手材料亦跨度极大，既包括先秦诸子的哲思，也包括经史、汉赋与中古诗词。这种深度与广度使得研究在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也极具挑战性。为此，作者以细致分析文本为路径，进入长达千余年的历史场景，以共情式理解和多学科方法进行探索。作者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历史学、美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多领域的分析工具，多角度揭示“乐”的两个层面：如何使他人快乐，如何自得其乐。
其次，本书另一大特色是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作者虽聚焦中国古代之“乐”，但并非孤立地探讨这一问题，而是将其放置在一个中西比较，乃至古典与现代比较的视野和框架下进行研究。因此，本书在梳理和诠释中国古典“乐”之品性的同时，蕴含了“对当代西方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激进挑战”（郝伯特·芬格莱特语）。从这个角度看，本书不是简单地将古代中国视为研究对象，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将其作为方法。
总而言之，本书规模宏大，视野广阔，论证深入，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开拓了相关研究的论域。译者何剑叶女史文字功底深厚，译文优美典雅，行文流畅生动，亦为本书增色不少。读者对书中的一些分析或许存在见仁见智的差异，但相信其出版将对汉学、古典学、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