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春天，安徽巢湖边上传来一声枪响。
这是新四军向侵华日军射出的第一颗子弹。
扣动扳机的部队，番号是第四支队第九团。
往前倒推几年，这支队伍有个更响亮的名字——鄂东北独立团。
翻开战史，你会看到一段让人脊梁骨发冷、却又心口发烫的记录：短短三年，这个团的番号就像是个不死的幽灵，四次竖起大旗，又三次销声匿迹。
它就像是个永远打不烂的铁疙瘩。
主力撤了，它原地重生；被上级收编了，它再次拉起队伍；哪怕是被洪水吞没，它还能从泥巴里爬出来。
最让人心里发堵的是，这支部队的带头人，结局往往令人唏嘘：有的倒在日寇枪下，有的遭了叛徒毒手，还有的，竟然倒在了自己人的“清理”行动中。
究竟是一帮什么样的人，能在鄂东北最绝望的日子里，硬生生熬过那三年？
这笔旧账，咱们得回溯到1934年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天。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突然拔营，离开大别山开始长征。
这一走，走得那叫一个干脆。
为了确保西征路上能打硬仗，红25军把鄂东北能打的兵几乎全带走了。
扔给大别山的，只有几百个缺胳膊少腿的伤病员，还有零星几个游击队。
对于留下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塌地陷。
主心骨走了，外围还蹲着国民党几十个团，虎视眈眈。
能守住吗？
按正常人的思维，这局是个死棋。
关键时刻，王福明站了出来。
这老爷子当年已经五十开外，河南新县人。
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军娃娃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长辈”。
大部队走的第二天，他就在罗山县大山沟里的“止止洞”，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也就是后来的金竹林会议。
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王福明给大家盘了盘道：散伙就是个死，只有把剩下这点火种聚拢起来，才有一条活路。
他拍板决定，重组鄂东北道委，必须拉起一支像样的武装。
为了掩护主力西进，新上任的特委书记徐诚基唱了一出精彩的“空城计”。
他把罗山、经扶那边的土武装编成便衣队，死死钉在罗汉公路上，今天炸桥明天毁路。
这一手真灵，硬是把东北军两个师和后来的骑兵团给堵在了路上，动弹不得。
趁着敌人晕头转向，徐诚基把光西战斗营、罗山教导营，加上原本留守的30多个红军战士和伤病员，一股脑儿捏在了一起。
这就是鄂东北独立团的1.0版本，全团500多号人。
团长叫熊先春，是个庄稼汉出身的老革命。
这支拼凑起来的队伍，打起仗来却凶得很。
刚竖起旗子没几天，就在凌云寺给国军一个团来了个“包饺子”，一口气干掉一百多敌人。
可枪打出头鸟，这支部队太能打，反而引起了“自己人”的注意。
1935年2月，独立团一路杀到皖西，在金寨县抱儿山，碰上了一个大人物——高敬亭。
那会儿，高敬亭带着红28军（老底子是留守的红82师残部）正如履薄冰。
突然看见鄂东北杀过来一支生力军，高敬亭高兴得直拍大腿。
除夕夜，太湖县凉亭坳，连夜开会。
高敬亭大手一挥：鄂东北独立团改编为特务营，直接归红28军指挥。
从大局看，握紧拳头打人疼，这决定没毛病。
红28军实力暴涨，成了大别山坚持斗争的中流砥柱。
可对鄂东北道委来说，这就像刚攒的一点家底，转眼又空了。
老窝空了，日子还得过。
王福明没二话。
他的道理很朴素：根据地没兵就是案板上的肉。
主力拿走了，咱就再造。
1935年2月初，鄂东北道委第二次组建独立团。
这回底子更薄，就把原光山独立团的一个营和河口特务营，再拉上点游击队，凑合了300来人。
团长还是熊先春，后来身体扛不住，换成了梁从学（也就是后来的开国中将）。
但这支队伍刚成型，真正的灾难来了。
这一刀不是敌人捅的，是自己人背刺。
2月下旬，鄂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詹以景反水了。
这个软骨头不光投敌，还把王福明藏身的地方供了出来。
敌人像闻见血的苍蝇，立马围住了凌云寺北坡。
年过半百的王福明不幸落入敌手，受尽折磨后惨遭杀害。
一把手没了，二把手徐诚基之前也被编入红28军带走了。
鄂东北瞬间群龙无首。
火烧眉毛的时候，大家公推光山县委书记卢崇珠接任道委书记。
他把伤员、老百姓和游击队归拢归拢，搞了个特务二营，拼死护着道委机关突围。
就在大家觉得能喘口气的时候，1935年5月，高敬亭带着红28军又转回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白石山会议”。
高敬亭打算西征桐柏山，又要整编队伍。
这回更绝，他把第二次组建的独立团，连锅端进了红28军244团。
就连道委手里的特务营，也被塞进了军部手枪团。
新上任俩月的卢崇珠急眼了。
他算得清这笔账：兵都被你带走，鄂东北还要不要？
拿空气守吗？
可他低估了高敬亭的手段。
因为敢顶嘴反对，卢崇珠被高敬亭来了个“果断处置”——他就这样成了烈士。
短短半年，鄂东北道委换了三茬书记：王福明牺牲，卢崇珠被处决，这回轮到了罗作凡。
高敬亭带队西征前，只丢给罗作凡30个干部战士。
30个人，守偌大一个根据地。
听着像天方夜谭，但罗作凡没哭也没笑，咬牙认了。
1935年5月下旬，罗作凡把这30个人当种子，收拢伤病员和游击队，第三次组建了鄂东北独立团。
这次只有200来人，两个连的兵力。
团长还是那个命大的熊先春。
前几次那是缺兵少将，接下来的日子，却是内忧外患一起来。
1936年，高敬亭又回了鄂东北。
他对罗作凡也不放心，老方抓药——罗作凡也被处决了。
道委书记换成了陈守信。
到了1937年4月，蒋介石下了死手，搞了个“三个月秘密清剿”。
这回是卫立煌亲自坐镇，调了38个正规团外加12个保安团，还搞什么“碉堡联网”，把根据地围得跟铁桶一样。
大敌当前，本该抱团取暖。
让人看不懂的是，高敬亭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开始搞“内部整顿”。
这次整顿的名单拉得老长：鄂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罗陂孝特委书记郑定国、光麻特委书记章家胜…
一大票骨干都莫名其妙成了烈士。
独立团团长秦贤安和政委黄仁庭也在名单上，好在后来阴差阳错保住了脑袋。
高敬亭虽然派了新干部，但在敌人密不透风的封锁线下，这些人根本到不了位。
指挥系统彻底瘫痪。
这就是1937年6月鄂东北的绝境：外面是卫立煌的刺刀阵，里面是指挥层的真空。
祸不单行。
在掩护道委机关突围的路上，独立团被打散了。
残部被压在礼山以东的高庙、沙河店一带。
这时候，连老天爷都来踩上一脚。
山洪突然爆发。
敌人的机枪扫射加上洪水猛兽，第三次组建的独立团几乎被连根拔起。
最后清点人数，只剩下30来个幸存者。
这是独立团历史上最至暗的时刻。
换成别的部队，折腾到这份上，早就散摊子了。
但这支部队的生命力，顽强得吓人。
1937年6月中旬，就在洪水退去的烂泥地上，鄂东北道委代理书记吴先元，在罗山铁铺门坎岭，第四次组建了鄂东北独立团。
还是熟悉的配方：把游击队喊来，把伤员扶起来，加上那大难不死的30多人。
全团140多号人，两杆破枪，一群衣衫褴褛的“残兵败将”。
团长顾士多，政委李世怀，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就是这140多人，硬是扛住了国民党军最后的疯狂反扑。
他们从大悟山打到孝感，夜袭车站，一口吃掉敌人两个连；转战平汉铁路，拔据点，把抢回来的粮食分给老乡。
熬到8月15日，他们在杨店打伏击，又干掉敌人一个连。
队伍像滚雪球，又涨到了200多人。
直到1937年9月，国共合作抗战的消息传进深山，这支在夹缝里求生了三年的孤军，终于看见了天亮。
回过头看这三年，鄂东北独立团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归零，又不断重启”的传奇。
它就像个大血库，一次次把自己抽干输送给主力（红25军、红28军），然后靠着那点残留的火种，在废墟里重生。
指挥官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倒在冲锋路上，有的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但这支部队的魂，从来没散过。
1938年春，这支历经四次重建、九死一生的铁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开赴抗日战场。
在巢湖，他们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
那一声枪响里，凝结了大别山三年所有的血泪与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