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二月十一号，是个值得玩味的日子。
就在这天，日本帝国手里攥着的两块最重要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岛，不约而同地搞了个大动作：同时也推出了更改姓名的法令。
乍一瞅，这不过是“皇民化”流水线上的一道标准工序，无非是想把殖民地百姓从里到外改造成“日本人”。
可要是凑近了细看，你准能发现一桩怪事。
在朝鲜那边，这简直就是一场呼啸而来的暴风雪。
有个叫理查德·金的朝鲜人回忆当年的情景，那天外头风雪交加，天气恶劣得很。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学堂，结果连门都没进去，直接被老师轰了回来。
理由硬邦邦的就一条：没取日本名，就不许进教室。
遭罪的不光是念书的娃娃。
在朝鲜，你要是不改名，孩子升学无门，大人的饭碗也得砸，搞不好还得被警察三天两头找麻烦。
这招泰山压顶实在太狠，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才过了半年，四分之三的朝鲜家庭都顶着日本姓氏了。
可把目光转到台湾，那景象截然不同。
同样是这一天，台湾总督府门口冷冷清清，压根没见人排队。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直到这年四月，整个台湾岛满打满算，只有十二户人家拿到了改名的批条。
是因为台湾人骨头比朝鲜人硬？
还是台湾那个总督是个大善人？
都不是。
这反差的根儿底下，藏着两个殖民政府完全两样的统治算盘，以及两笔算得精刮响的“账”。
第一笔账：是要听话的奴才，还是合格的国民？
朝鲜总督府的路子野蛮直接：老子要的就是你低头。
大伙都知道，朝鲜人的姓氏那是相当集中，1930年那会儿两千多万人，翻来覆去也就二百五十个姓。
金、李、朴、崔，这哪光是姓啊，这是家族的脸面，是宗族的根。
为了把这个根刨断，朝鲜总督府硬生生编了套歪理：他们把“姓”和“氏”给劈成了两半。
官方给出的说法是：你们韩国人只有“姓”，那是宗族的大帽子，没有“氏”，也就是小家庭的称号。
所以啊，逼你们改名不是灭你们的祖，是帮你们建立现代化的“氏”，这得叫“创氏改名”。
这话纯属是强盗逻辑。
在韩国老百姓眼里，这就是要在祖坟上动土，要断了自家的香火。
可日本驻朝鲜那帮官老爷才不管这一套。
前线头子南次郎嘴上挂着“不强求”，手底下的刺刀可是早就见红了。
那个叫理查德·金的小学生，眼瞅着平日里受乡亲们敬重的老爹——个铁骨铮铮的反日读书人，为了儿子的前程，不得不含着泪迈进警察局的大门。
那天，金先生叫上几个老友，特意穿上朝鲜长袍，胳膊上缠着黑纱，那是奔丧的打扮，却去登记那个该死的名字。
这就叫霸王硬上弓，是一种让人窒息的“硬着陆”。
再看台湾那边，总督府的手段可就阴损多了。
台湾玩的是“特许制”。
啥意思呢？
你想改日本名？
嘿，不好意思，这名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配不配”。
官方直接竖起两道高门槛：
头一条，你家得是“国语常用家庭”，全家上下六十岁往里的，在家里唠嗑都得用日语。
第二条，你得具备“公共精神”，得有点“皇国民”的样子。
这一招实在是高。
它把那种被殖民者按着头改姓的屈辱，硬生生包装成了一种“特权”。
在台湾，改名不是逼你下跪，而是吊着你的胃口，让你觉得这是一种身份的升级。
既然得“申请”，那就有个挑挑拣拣的过程，既然挑过，这就有了“含金量”。
于是乎，台湾这边的改名运动一开始冷场得很，甚至有点无人问津的意思。
一直熬到1943年年底，全台湾改名的人加起来，也就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
但这恰恰是台湾总督府想要的结果：他们不需要一群被刀架在脖子上改名、心里却藏着刀子的仇人，他们想要的是一帮子削尖了脑袋想被同化、以说日语用日名为荣的“模范生”。
那帮官员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汉人对“姓”看得有多重。
举个例子，姓陈的，想改名叫“颖川”。
颖川这词儿，日语读起来确实像个日本姓（日本也真有这姓），但在中国人心里，颖川那是陈姓的老窝，是郡望。
改叫颖川，跟没改一个样。
这点小心思，早就被台湾总督府看穿了。
在发布改名规矩的时候，官方特地列了四条“高压线”。
其中第三条毒得很：严禁使用跟原来姓氏有关的中国地名。
这一手，直接把台湾人“虽改实不改”的后路给堵死了。
早在1926年，就有个叫陈培英的台湾人，打报告想改名叫“颖川荣一”。
当时总督府警务局批复得那叫一个干脆：名可以动，姓不能动。
理由说得冠冕堂皇是“不合规矩”，说白了就是不允许你在日本名字里藏着中国的根。
相比之下，朝鲜总督府的活儿就干得糙多了。
因为那是赶鸭子上架，速度太快，朝鲜那边冒出了大批的“暗度陈仓”。
姓朴的，改名叫“高村”。
因为传说里朴姓的老祖宗是在“高墟村”被捡到的。
姓尹的，改名叫“坡平”或者“铃原”。
因为尹姓发源地在坡州，古时候叫铃原。
这种带着浓厚寻根味道的名字，在朝鲜遍地开花。
理查德·金的父亲，最后挑了“岩本”这个姓。
警察局那帮人挺乐呵，以为这是因为金家住在岩石山脚下。
可实际上，这位身为长老会教徒的父亲，心里想的是《圣经》里的典故：“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
这是一个被征服者，在名字里埋下的誓死不屈的秘密。
更有胆大的，有个叫田炳夏的朝鲜人，改名叫“田农丙下”，那日语读音竟然跟“天皇陛下”一模一样。
这些名字，有的蒙混过关了，有的惹了一身骚。
但这说明个事儿：朝鲜的“创氏改名”虽然在人头上赢了，但在里子上输得底裤都不剩。
第三笔账：谁的统治更“高明”？
要是咱们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场，来盘盘这两场发生在1940年的改名运动，谁的招数更灵？
这就牵扯到一个统治成本的终极算计。
朝鲜走的是“硬掰断”的路子。
把人往死角里逼，结果是换来了75%的改名率，但也种下了深入骨髓的仇恨。
这种仇恨让朝鲜人和日本统治者之间，连最后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
哪怕名字改了，他们照样是随时可能炸响的火药桶。
台湾走的是“软腐蚀”的路子。
虽然起步慢吞吞的，可随着战事吃紧，特别是到了1944年口子一开，改名的人数那是蹭蹭往上涨。
更要命的是，这种模式养出了一批实打实的“精神日本人”。
这在几十年后得到了印证。
战后，翻看《台北县志》的记录，台北县只有三万七千多人申请把汉名改回来，大概也就占了改名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多点。
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被动或主动卷入皇民化大潮的普通人家。
而在改名这事儿上，台湾人也琢磨出了一种“妥协的艺术”。
既然“郡望”不让用，台湾人就搞出了“拆字法”。
姓黄的，改成“共田”或者“广田”；
姓林的，改成“小林”；
姓吕的，改成“宫川”（两个口）。
这种改法，既糊弄了日本人，又给自己留了点念想，还没那么大的火药味。
就连抗日领袖林献堂，虽然自己咬死了“绝对不改”，但也劝朋友陈炘：要是官方逼得太紧，改了也就改了，保住实力才是正经。
甚至林献堂的亲侄子林夔龙，顶着雾峰庄庄长的帽子，在当局的催逼下，也在1943年改名叫了林孝祐。
这种“甚至连反抗者都留有余地”的局面，恰恰是台湾总督府“温水煮青蛙”策略结出的果子。
1940年的这场改名风波，活像一面镜子。
它照出了日本殖民统治在两地的温差：在韩国那是冻死人的严冬，在台湾却是让人昏昏欲睡的暖风。
它也照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活法：韩国人选择了在绝望中硬碰硬，哪怕是用“犬粪”这样的名字去恶心对手；台湾人则选择了在夹缝里找弹性，用拆字和妥协来守住最后的底线。
那个叫岩里政男的年轻人，就是在这种“许可制”的大背景下，领到了他的日本名字。
这个谜题，到现在也没人能彻底解开。
但有一点是板上钉钉的：所有的“同化”，骨子里都是一场对记忆的屠杀。
区别只在于，是用刀子杀，还是用糖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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