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一级红星功勋章别在吴忠胸前。身着笔挺军装的他微微鞠躬，仅一句“听党指挥”，便把人们的思绪拉回九年前那场烽火。
1979年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可在战火尚未燃起的1月下旬，中央军委一道“免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吴忠职务”的命令已送抵广州。例行公事？并非如此简单。七天后，南方前线作战方案就要定稿，吴忠正准备带着200辆坦克冲击高平，这张薄薄的纸无异于当头棒喝。
把时间扳回1977年秋。吴忠离开北京卫戍区，南下就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彼时中越边境摩擦频仍，许世友坐镇广州，正苦觅一位熟悉机械化作战的干将。年仅33岁即佩上将星、三十年前便驾驭过第一批国产坦克的吴忠，正合许世友的口味。所谓“老虎遇好山”，两人不需客套便一拍即合。
1978年12月底，中央军委下达作战预令：广西、云南两线同时准备，伺机惩越。吴忠主动请缨，要求赴龙州方向统一指挥南集团。许世友欣然点头：“只要三小时，把坦克推进东溪。”一句话，定下节奏。为了这一目标，吴忠带着参谋反复勘察地形，甚至亲自钻进坦克驾驶舱，推敲每一个山口、每一座桥梁的承重极限。有人担心布局关到东溪山岭高耸，装甲部队难以通行，他却强调那里正是敌军防御薄弱的缝隙。
然而，未及成军报捷，免职令先至。原因来自几年前的历史旧案。北京方面结论尚未定性，先行下达“停止职务以利审查”。临阵换将，兵家大忌。许世友翻看公文，抬头一句：“扣下！”文件被锁进前指铁柜，自此无人敢再提。
消息还是传进耳朵。军部夜色沉沉，值班灯下吴忠沉默抽烟。副参谋长郭世荣轻声问：“首长，要不要请假回京？”吴忠摆摆手：“战役在前，不去。”短短八个字，让身边人把悬着的心又提起来——谁都明白，这意味着吴忠决定冒着“不名正则言不顺”的风险继续指挥。
2月17日拂晓，火箭炮撕破边境的云雾。南集团先头装甲挺进布局关，仅用两个半小时突破越军一个营的阻击，比许世友限定的“三小时”还快。随后坦克呼啸穿山，沿4号公路北上，整个过程几乎像刀切豆腐。越军直到炮火逼近东溪才察觉重兵竟从“坦克禁区”杀来，临阵仓皇，守军被迫后撤。
17日下午，敌军炸水库制造水障，坦克一半被堵，情况骤变。指挥所内，作战参谋建议暂时停止追击。吴忠沉吟片刻，大手一挥：“坦克不过河就永远过不了河！先头部队不许停！”随即命步兵下车泅渡，炮兵架设浮桥。这样的果断保证了攻势不断线，傍晚第二梯队在炮火掩护下与先头部队会合。
20日夜，南北集团靠拢在即，军区前指突然发布：高平攻城由北集团统一指挥，南集团改为协同。电文里只字未提吴忠，显然又一次把他排除在外。副官悄声提醒，他沉默良久，掏出小本子写下“当然应以党性参战”八个字，转身布置下一步攻势。
21日一早，他再度向前指建议抢占战机先攻高平。许世友回电同意。三天后，2月24日17时25分，五路炮火同时发声，坦克、步兵犁庭扫穴般推进。夜色里枪火映红城墙，至午夜高平全境被控制。此役南集团击溃8个越军常规团，摧毁火炮百余门，为整个战役赢得了战略主动。
3月5日，根据战略意图，边防部队开始有序回撤。途中越军尾追骚扰，吴忠指挥部队数次“回马枪”反击，将追敌甩在山后，16日全部撤回国境线。任务告一段落，免职令重现桌面。吴忠没有一句怨言，按规定北上接受复查。八年后，专案彻底结案，中央军委给出了“与事实不符，予以纠正”的结论，并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章。
离休岁月，他整理战地笔记，提出装甲兵合成化训练设想；也多次到装甲旅讲课，谈“山地丛林使用坦克”的心得。1990年2月26日，海南一场车祸夺走他的生命，年仅六十九岁。追悼会上，老战友捧着那本被烟头烫出孔洞的小笔记本，封面依旧写着那行字：当然应以党性参战。
在纷繁的军事史卷中，吴忠的名字并不高调，却总在关键处闪现。免职令与攻坚令前后脚出现，是意外，也是考验。许世友一句“扣下”，体现了指挥员对战机的敏锐；吴忠的选择，则诠释了军人把个人荣辱置于国家利益之后的决断。短短二十天，纸面上的权力起落与前线的枪炮轰鸣交织，勾勒出那年边疆上少见的铁与火，也让世人明白——真正决定胜负的，从来不仅是武器，还有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