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斯科派斯（Skopas）。
这是一个在雅典常见的名字，没有英雄意味，也不显卑贱。
斯科派斯是城邦的警察。
更准确地说，他属于那一类由城邦持有、被派遣执行公共事务的奴隶。
在雅典，这样的人真实存在，而且数量并不算少。
清晨，斯科派斯从自己的住所出门。
不是地牢，也不是工棚，而是一间靠近公共区域的小屋。
他有妻子，也有孩子。孩子在街巷里奔跑，看起来与自由民的孩子并无二致。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日复一日，几乎没有意外。
这份工作甚至称得上体面。
他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在集市、在街道、在公共场所巡查。他穿着制服，手中持有象征职权的器具。在被授权的范围内，自由民必须配合他。
在很多现代人的直觉里，这已经是“过得不错”的生活了。
斯科派斯有收入。
这不是赏赐，也不是临时性的施舍，而是制度性安排。在向主人或城邦缴纳约定的份额之后，剩余的部分由他自行支配。
这笔钱可以用来养家，可以用来改善生活，甚至可以被慢慢积攒下来。从经济行为上看，他与底层自由民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
到这里，一个问题开始浮现。
如果一个人有工作、有收入、有家庭、有住所，在公共空间中被承认为秩序的执行者，那么，他究竟缺少了什么？
答案不在生活质量，而在边界。
斯科派斯可以工作，可以挣钱，可以结婚生子，可以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也可以在被授权的范围内，对自由民行使职权。这些都是真的。
但同样清晰的是，有一些事情他从来不会、也不敢尝试。
他不能自行离开城邦，不能拒绝调遣，不能更换职业，不能终止隶属关系。
他不能参与任何政治讨论，也不能在法律意义上，为自己作出最终决定。
总之，他不能说“不”。
“归属于主人”在这里，并不是一种情感关系。斯科派斯未必每天见到他的主人，他的主人甚至可能是城邦本身。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岗位、去向、居住安排，以及家庭的整体状态，在最终意义上，都不由他决定。
如果结构需要，他可以被调往别处，可以被重新分配职务，可以被转交给另一位主人。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会随之被一并处理。
这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这一切本来就不在他的决定权限之内。
到这里，奴隶制的轮廓才真正显现出来。
它并不一定依靠持续的暴力，也不必然意味着每天的痛苦。它真正剥夺的，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另一件东西——退出权。
斯科派斯可以过得“还不错”，但那是因为制度允许。而一旦制度需要，这种“不错”随时可以被撤销。
也正是在这里，“奴隶的权利”这个问题才真正成立。
如果我们只讨论矿奴或桨奴，奴隶制看起来只是残酷。但当我们面对斯科派斯这样的人——有职业、有家庭、有收入、有尊严，却被明确规定为非自由者——问题才变得真正困难。
斯科派斯并不是例外。他恰恰是古典奴隶制能够长期运作的原因之一。
这套制度不是通过把人压到最低来维持，而是通过精确划定自由与非自由的边界来运转。
那问题来了，当一个制度允许非自由者拥有如此多“准自由”的生活，却始终剥夺其退出权，它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注定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