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四月下旬，西安城连续几日春雨未歇，灰瓦屋檐滴水成线。就在这个略显清冷的午后，邱会作提着简单的行李，悄然走进了自己在城南分到的那套平房。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兼任副总参谋长的他，如今只是普通离休干部，新的生活从那一刻翻开第一页。
邱会作生于一九一四年，参加革命时才十五岁。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他都冲杀在前。新中国成立后，因在后勤建设中的突出贡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那时他不过四十一岁，却已统筹千军万马的补给线长达十余年。辉煌戛然而止，却是在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审查。直到一九八一年，组织上落实离休政策，他才获准赴西安安置。
彼时，中央正推行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高级将领离退休待遇的划分也逐步清晰：上将、中将享受大军区正职工资，少将多数是副职标准。然而政策落地到个人，往往受制于地方财力、人事衔接等诸多环节。邱会作突遭身份巨变，生活水准骤降，这是制度磨合期中不少老同志的共同遭遇。
组织为他准备的一套六十平方米砖瓦房，配给每月一百元生活费，外加定量粮油票。若放在普通工薪阶层，这并不算低，可对年过花甲、积劳成疾的老人而言，花销远不止此。书报定阅费、长话费、保姆工资、偶尔招待来访老部下的茶水，都得从这笔费用里抠。邱会作对物质并不挑剔，倒是生活里的三件“小事”让他犯了难：过冬取暖、看病报销、洗澡方便。
西安冬季干冷。分房时有关部门口头承诺“冬天包暖”，真正入住却发现房内冷风直灌。请求加装暖气片无果，他自己掏钱买来小锅炉，可烟囱排布不当，一夜之间满屋呛烟，连警卫员都被熏得头昏。改用蜂窝煤炉，第一次生火就因一氧化碳泄漏，全家险些出事。无奈之下，他多次向民政、公安等部门反映，文件往来不下十余次，最终才获批固定供暖指标。
取暖暂告一段落，更棘手的是就医。起初归口省公安厅八处负责，后来交给民政，交接不清，致使五年间他每次生病都要自掏腰包。医院按普通病房安排，床位紧张到连家属都无法陪护。一次高烧住院，被要求先缴费，老伴冒雨奔走，报销来回跑了三趟。回家时，雨水沿帽檐滴个不停，他只说了一句：“走长征路时挨过饿，这点儿算什么。”话虽轻，却难掩失落。
事情拖到一九八七年底，西安已落初雪，院子里枯树上结满冰凌。邱会作给中央写了一封电报，寥寥百余字：如今天寒，取暖煤未批，医疗费用报销不明，盼组织体恤。电报发出次日清晨，省民政厅人员登门，先送来取暖煤票，又表示“医药费全部实报实销”。这速度令在场老伴忍不住对丈夫说：“总算暖和了。”他只是点头，似有释然。
从此，情况逐步好转。地方政府为他换了带集中供暖的新房，干休所安排专车接送体检，药费直接在院内核销，医保卡也率先试点发放。虽然不复昔日显赫，但生活恢复了起码的尊严。他常自嘲：“我算半个西安人了。”
一九九二年，中央重新评定部分老同志的生活级别，邱会作被列入省军区干休所集中照料对象。房间宽敞，冬天恒温二十度，医护与生活服务人员轮班照料，志趣相投的老战友常来小聚，回忆抗战岁月，或是讨论后勤保障制度改革。偶尔提起早年艰难，他会感慨：“部队后勤要先人一步，离休待遇也应如此。”
晚年的十年，是他波折一生里难得的平稳阶段。他会在院里种小菜，写回忆录，整理关于长征和抗美援朝补给线的资料。二〇〇二年七月，八十八岁的他因病在西安逝世。曾经的坎坷并未抹去他对组织的信赖，他把最后一本笔记本留给干休所图书角，扉页写道：“供后之事，后人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