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的早晨，我照例在六点半醒来。天还没完全亮，窗外飘着细碎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晕里打着旋儿。老伴还在熟睡，轻微的鼾声像旧风箱一样有节奏地响着。
我轻手轻脚地起床，走到客厅，拿起茶几上的手机，找到那个备注为“儿子”的号码，犹豫了很久，终于拨了出去。
铃声响了很久才被接起，传来儿子陈默含糊不清的声音：“喂...这么早，什么事？”
“小默，快过年了。”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今年...能回家过年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翻身：“爸，我不是说了吗，今年公司忙，回不去。”
“去年你也这么说，前年也是。”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三年了，你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
“爸，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他的语气开始不耐烦，“在上海生活不容易，我得拼命干才能站稳脚跟。过年期间加班费三倍，能多挣好几千呢。”
“钱重要还是家人重要？”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种话我说过太多次，每次都以争吵收场。
果然，陈默的声音冷了下来：“爸，您不懂。在您那个年代，可能一家人守着吃顿饺子就算过年了。但现在不一样，在上海，没钱寸步难行。我三十二了，还没买房，女朋友家嫌我没房没车，您知道吗？”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我知道儿子在上海不容易，知道他压力大，但不知道已经大到这种地步。
“小默...”我的声音软了下来，“回家吧，就七天，初五就回去。爸爸妈妈想你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一次更长。我屏住呼吸，等待着他的回答。
“行吧。”他终于说，“但我有两个条件。”
“你说。”
“第一，回去可以，但别安排相亲。去年二姑给介绍的那什么小学老师，整个饭局尴尬得要死。”
“好，不相亲。”
“第二，”他顿了顿，“我这边工作忙，只能腊月二十九晚上回，正月初三一早走。而且...来回机票加上给亲戚孩子的红包，得花不少钱。爸，您给我转八千车费吧。”
我愣住了。八千车费？
“小默，上海到咱们这儿高铁才四百多，机票打折也就一千出头...”
“爸！”他打断我，“我说的不是单纯的交通费。是包括所有开销的预算！我回去得给爷爷奶奶红包吧？得给表弟表妹压岁钱吧？还得买点年货带回去吧？八千算少的了！”
我握着手机，手指关节发白。客厅墙上挂着的全家福里，十岁的陈默笑得没心没肺，靠在我和老伴中间。那时候的他，会说“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会说“长大挣钱给爸爸妈妈花”。
现在他三十二岁了，真的能挣钱了，却要八千块才肯回家过年。
老伴从卧室里走出来，用口型问我：怎么了？
我摆摆手，深吸一口气：“好，八千就八千。爸给你转。”
“支付宝还是微信？”他的声音立刻轻快起来，“我支付宝发您。”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动弹。窗外的雪下大了，纷纷扬扬，很快就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
“儿子要回来了？”老伴走过来，眼里有光。
“嗯。”我把手机递给她看转账记录，“要八千车费。”
老伴的笑容僵在脸上，然后慢慢褪去：“八千...他怎么能...”
“别说了。”我站起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话虽这么说，但整个早晨，我都心神不宁。做早饭时把盐当成了糖，热牛奶时差点煮干了锅。老伴一直在旁边念叨：“八千啊，八千能买多少东西，他怎么能开这个口...”
“够了！”我终于忍不住，“他要，我给，就这么简单。只要他肯回来，八千八万我都给。”
老伴不说话了，转身进了卧室。我知道她哭了，她总是不敢在孩子面前哭，只敢躲起来。
上午，我去银行取了一万块钱现金。在ATM机前排队时，前面的老太太取了两千，说是给孙子压岁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轮到我时，我输入密码，取出一沓崭新的百元钞票，心里却沉甸甸的。
回到家，我开始打扫卫生。儿子房间三年没人住了，但我和老伴每周都会打扫。书架上还摆着他小时候的奖状，墙上贴着周杰伦的海报，书桌上放着他高中时的合影。一切还停留在他十八岁那年。
那一年，他考上上海交大，是我们全家的骄傲。送他去火车站时，他拥抱我和老伴，说：“爸，妈，等我毕业了，接你们去上海享福。”
我们笑着说好，心里却知道，我们不会去。这里是我们的根，我们舍不得。
大学四年，他每年寒暑假都回来。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第一年过年还回来，第二年说加班，第三年说路费贵，第四年说要陪领导，第五年说公司团建...一年一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
去年过年，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个人。年夜饭做了八个菜，吃到初五都没吃完。看着别人家孩子回来热热闹闹，我们只能守着电视，把音量开得很大，假装家里很热闹。
所以今年，无论如何，我要让他回来。哪怕要八千，哪怕只待三天，我也要让他回来。
腊月二十九下午，我开始准备年夜饭。鸡要现杀的，鱼要活的，肉要新鲜的。老伴帮我打下手，我们忙了一下午，做了十六个菜，把八仙桌摆得满满当当。
傍晚，儿子发来信息：“飞机晚点，估计十一点才能到。”
“没事，爸等你，菜给你热着。”我回复。
十一点半，门铃响了。我几乎是冲过去开的门。
门外站着陈默，拖着行李箱，穿着黑色羽绒服，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爸。”他点点头，拖着箱子进屋。
老伴从厨房出来，想拥抱他，他侧身避开了：“妈，我身上冷，别冻着你。”
“快坐下，妈给你热菜。”老伴擦了擦眼睛，转身进了厨房。
陈默脱了外套，露出里面的西装。他瘦了，也老了，眼角有了细纹，头发稀疏了些。三十二岁，看起来像四十岁。
“工作很累吧？”我问。
“嗯。”他坐到沙发上，拿出手机开始回信息，“爸，有WiFi密码吗？我手机没流量了。”
我告诉他密码，他连上后就开始专注地回信息，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敲击。客厅里只有他打字的声音和厨房里热菜的声响。
年夜饭热好了，我们三个人坐在桌旁。陈默看了眼满桌的菜：“做这么多干嘛，吃不完。”
“都是你爱吃的。”老伴给他夹了块红烧肉，“尝尝，妈特意做的。”
他吃了，点点头：“还行。”
还行。就这两个字。
“小默，在上海过得怎么样？”我小心翼翼地问。
“就那样。”他继续吃，“压力大，房价高，竞争激烈。我们部门今年裁员裁了三分之一，我得拼命干才能保住工作。”
“要是太累，就回来。”老伴说，“家里永远欢迎你。”
他笑了笑，没说话。那个笑容很勉强，像是应付。
吃完饭，陈默说要洗澡休息，倒时差。其实上海和这里没有时差，他只是不想跟我们聊天。
回到卧室，老伴哭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跟我们都没话说。”
我拍拍她的背：“他累，让他休息吧。”
但我知道，不是累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隔了太多东西——时间、距离、经历、观念。他生活在光鲜亮丽的大都市，我们生活在陈旧缓慢的小城；他每天面对的是PPT、报表、客户，我们每天面对的是菜价、天气、邻里长短。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大年三十，一大早就有亲戚来拜年。陈默还没起床，我敲门叫他，他说昨晚没睡好，再睡会儿。
表弟家的孩子跑进跑出，吵吵闹闹。我担心吵到他，又担心亲戚们说他不懂事。左右为难。
中午，他终于起来了，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见到亲戚，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进了卫生间洗漱。
“小默现在是大城市的人了，架子也大了。”二姑半开玩笑地说。
我只能赔笑：“工作累，让他多睡会儿。”
陈默洗漱完，换了衣服出来。亲戚们围上来问东问西：在上海赚多少钱？买房子了吗？有对象了吗？
他敷衍地回答：还行，没买，没有。
气氛渐渐尴尬。我赶紧打圆场：“吃饭吃饭，边吃边聊。”
饭桌上，陈默几乎不说话，只顾低头吃。亲戚们敬酒，他勉强举杯，喝一口就放下。
下午，亲戚们走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陈默说要出门见个朋友，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
“大年三十，不在家吃饭？”老伴急了。
“高中同学聚会，推不掉。”他说着就出了门。
那一晚，我和老伴两个人吃了年夜饭。看着电视里的春晚，却什么也看不进去。十点钟，陈默回来了，身上有酒气。
“爸，妈，新年快乐。”他递过来两个红包，“一点心意。”
我接过，很薄，估计就几百块。老伴的眼圈又红了。
“小默，爸有话跟你说。”我终于鼓起勇气。
“什么事？”
“爸给你转了一万，不是八千。”我说，“多出的两千，是给你应急用的。你在外面不容易，爸知道。”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爸，您这是干什么？搞得像我专门回来要钱似的。”
“不是不是...”
“行了，我收了就是了。”他拿出手机看了看，“爸，妈，我初三一早的飞机，明天初二，有几个同学还要聚，可能没时间陪你们了。”
“可是...”老伴想说什么。
“妈，我累了，先睡了。”他转身回了房间。
门关上了。客厅里只剩下我和老伴，还有满桌没怎么动的菜。
初一的早晨，陈默很早就出门了，说是去给爷爷奶奶上坟。中午回来，匆匆吃了饭，又出门了。晚上十点才回来，又是一身酒气。
初二，他说要收拾行李，下午要去市里住，因为一早的飞机从市里起飞。老伴做了他最爱吃的饺子，他吃了几个就说饱了。
下午三点，他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爸，妈，我走了。你们保重身体。”
“小默，”我拉住他的手，“在外面好好的，累了就回来。”
“知道了。”他抽出手，拥抱了我一下，很轻，很快就松开，“爸，那一万...谢谢。等我发达了，加倍还您。”
“不用还，爸给你的。”我说。
他点点头，拖着箱子下楼了。我和老伴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小区门口。
老伴终于放声大哭：“我怎么觉得，我们花一万块，就买了儿子三天的人影？”
我搂着她，说不出话。
晚上，我在陈默房间的枕头下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还有一张纸条：“爸，妈，钱还给你们。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等我真正成功了，再回来看你们。儿子。”
我握着那张纸条，手抖得厉害。
老伴抢过去看，看完后哭得更凶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嫌我们给的钱少？还是嫌我们烦？”
“都不是。”我把纸条拿回来，仔细折好，“他是告诉我们，他不需要我们的钱，也不需要我们的担心。他要靠自己在上海闯出一片天。”
“那他为什么要那八千？”
“也许...”我想起他疲惫的眼神，稀疏的头发，“也许他只是想找个理由不回来，但又拗不过我的央求。也许他只是想让我们知难而退。”
“那他为什么又回来了？”
“因为他还是舍不得。”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再坚硬的心，也有柔软的地方。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怎么在现实的压力和亲情的牵绊之间找到平衡。”
那一晚，我和老伴都没睡。我们把那一万块钱收好，把纸条小心翼翼地放进相册里。相册里全是陈默从小到大的照片，从百天到十八岁，每一张都笑得很灿烂。
“老伴，”我说，“以后咱们别再逼他回来了。”
“可是我想他...”
“我也想。”我握住她的手，“但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人生。我们想他，是我们的事。他回不回来，是他的选择。我们只能等，等他哪天真的想回来，而不是被我们求回来。”
老伴点点头，靠在我肩上，无声地流泪。
窗外的雪停了，月亮出来了，很圆很亮。我想起陈默小时候，最喜欢雪天。每次下雪，他都拉着我堆雪人，小手冻得通红也不肯进屋。
现在，他大概已经忘了堆雪人的快乐，忘了这个家曾经给过他的温暖。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挣扎、奋斗，为了房子、车子、面子，为了那些我们不懂的东西。
而我和老伴，只能在这个家里，守着回忆，等着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响起的门铃。
初三早晨，我给陈默发了条信息：“儿子，到了说一声。爸妈永远爱你，永远等你回家。”
他回了一个字：“好。”
简单的一个字，却让我和老伴看了很久。
日子还要继续。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又包了饺子。这次只包了两个人的量，刚刚好。
吃饭时，老伴说：“老陈，等天气暖和了，咱们去上海看看吧。偷偷的，不告诉他，就看看他生活的城市。”
我说：“好。”
也许，这就是父母吧。孩子飞得再远，线还在我们手里。我们不拽，不拉，只是轻轻握着，等他哪天累了，想回来了，线还在。
而那八千车费，不，那一万块钱，不过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笨拙的，直接的，甚至有些卑微的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时间，比如陪伴，比如儿子发自内心的笑容。
但至少，我们还能用钱，买到他回家的三天。哪怕那三天里，他更像一个客人，而不是儿子。
至少，我们还能在除夕夜，看着他吃一口我们做的菜；还能在大年初一，听他含混地说一句“新年快乐”；还能在他离开时，得到一个短暂的拥抱。
这就够了。
窗外的月亮又圆了，照着这个安静的家。我握着老伴的手，说：“明年过年，咱们也出去旅游吧。去南方，暖和的地方。”
老伴点点头：“好。”
我们相视而笑，眼里都有泪光。
而远在上海的儿子，此刻在做什么呢？是在加班？是在应酬？还是在他那个租来的小房间里，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这个他三年才回一次的家？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是我的儿子。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他回家。
用我的方式，笨拙地，固执地，不求回报地，等他回家。
哪怕要等很久，哪怕等到最后，也只是等来一个匆匆的背影。
但我会等。
因为我是父亲。这就是父亲的爱——不问值不值得，不计较付出与回报，只是单纯地，无条件地，爱着那个从他生命里诞生的孩子。
夜深了，我关掉客厅的灯。黑暗中，老伴已经睡着，轻微的鼾声像旧风箱一样有节奏地响着。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生活还要继续。
而我，会继续等。
等一个电话，等一条信息，等一个归期。
等我的儿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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