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再说董秀芝。刘子龙遭到军统逮捕之后，董秀芝也坚强起来，她决定做点什么，为刘子龙未竟的事业添把柴，加点火。
1941年冬，豫西的雪，总比别处来得早、落得密。
拐河村被大雪封得严严实实，老屋的窗棂上结着厚厚的冰花。
董秀芝坐在油灯下，指尖反复摩挲着一张泛黄的纸片。
纸片边角卷起毛边，上面是刘子龙教她写的第一首诗：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人立风中，志不可夺。”
字迹刚劲如松，墨色已淡得近乎模糊，可每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在她心上烫下永不褪色的印。
油灯的火苗晃了晃，映出她眼底的红。
半年前，刘子龙被捕的消息传来时，她正在灶屋烧火，柴禾“噼啪”炸响，她却像被抽走了魂魄，手里的火钳“哐当”掉在地上。
她想起十五岁那年，刘子龙悄悄塞给她一本卷边的《新青年》，书页里夹着晒干的野菊；
想起他握着她的手教她写“女”字，指尖的温度透过毛笔传来：“‘女’字不是跪着的，是站着的，撇点是脊梁，横是肩膀，要撑起来。”
想起他蹲在田埂上跟她说：“秀芝，一个人识字是光，能照见自己的路；一群人识字就是火，能烧透这黑沉沉的天。”
那时她只懂点头，如今刘子龙身陷监狱，她才真正懂了“火”的意思——不能等，等不来天亮，得自己去点。
寒夜的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得油灯火苗缩了缩。
董秀芝把诗稿叠好，塞进贴身的衣襟，那里还藏着另一样东西：刘子龙被捕前，偷偷交给她的一枚磨得发亮的铜制党徽，背面刻着一个“信”字。
“要是我走了，你去找许昌的陈炳，提‘老槐树’的暗号。”
他当时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像钉子一样扎在她心里。
第二日天刚蒙蒙亮，董秀芝就裹紧棉袄，踩着没过脚踝的雪往许昌赶。
雪地里没有路，她就跟着砍柴人的脚印走，脚底磨出了血泡，沾在袜子上，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走了三天两夜，终于在许昌商会的后门，见到了陈炳——一个穿着绸缎马褂、戴着圆框眼镜的商人，手指上戴着玉扳指，看着与“革命”二字毫不相干。
陈炳把她让进里屋，倒了杯热水：
“子龙都跟我说了，你想做什么？”
“俺想办学，教穷苦人家的女孩识字。”
董秀芝捧着热水，指尖终于暖了些，“子龙说，识字能醒心。俺想让她们醒过来，不再任人摆布。”
陈炳沉吟片刻，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办学校不容易，要有人，有书，还有胆。我给你介绍两个人——李文秀，开封来的女学生，逃婚出来的，肚子里有学问；赵雯，子龙在郏县师范的学生，识简体字，还懂点医理。”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这是《论持久战》，你先看着，要是想通了，以后咱们就是同志。”
董秀芝接过小册子，封面的字烫得她手心发烫。
那夜，她在陈炳家的偏房里，就着油灯把小册子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兵民是胜利之本”时，眼泪忽然掉了下来——刘子龙说的“火”，原来不只是识字，是要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向着亮处走。
临走前，她对陈炳说： “俺想入党，像子龙一样，做个能扛事的人。”
陈炳点头，又递给她一本薄册： “先学这个——米汤密写、暗号识别、接头手势，都是保命的本事。你要是能三个月内学会，我就介绍你入党。”
从此，董秀芝白天在陈炳的布庄打杂，夜里偷偷练习：用米汤在纸上写字，晾干后用碘酒一涂，字迹浮现如幽灵；
学会用布鞋底的花纹传递信息，左三右二代表“安全”，右三左一代表“撤离”；
记住二十种暗号节奏，如三短一长是“有敌”，两长两短是“接应”。
1942年初春，雪化了，拐河村的泥土里冒出新绿。
董秀芝变卖了母亲留下的银镯——那是母亲临终前攥在她手里的念想，镯身刻着缠枝莲，磨得发亮——换了些钱，又把自己的嫁妆拿了出来：一匹蓝布，两床棉被，还有一个攒了多年的铜匣子，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十块银元。
她在村头找了间废弃的土地庙，李文秀和赵雯已经到了，三人一起打扫灰尘，糊窗户纸，把土地爷的神像挪到角落，在墙上刷了层白灰，权当黑板。
3月里，“冢头女子启蒙学堂”开课的那天，天刚亮，董秀芝就站在庙门口等。
可直到日头升到半空，也只来了九个女孩。
最大的叫春桃，十五岁，是邻村地主家的童养媳，偷跑出来时，脚上还穿着不合脚的男式布鞋；
最小的叫妞妞，才八岁，爹娘饿死了，跟着奶奶过，光脚踩在泥地上，脚趾冻得通红。
董秀芝看着她们，心里发酸，却笑着把她们领进学堂。
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的第一个字不是“天”，不是“地”，而是“我”。
粉笔划过石灰墙，发出“吱呀”的声响，像在叩击每个人的心房。
“这是‘我’字。你们看，一撇一捺，站得稳稳的。你们不是谁的丫头，不是谁的童养媳，你们是‘我’——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心思，有自己的路。从今天起，你们要学会说：‘我要读书’‘我要活着’‘我不怕’！”
春桃攥着衣角，小声跟着念：“我……我要读书。”
妞妞也跟着张嘴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却一字一句，格外认真。
不到一个月，村西的王乡绅就带着两个家丁找上门来。
王乡绅穿着长袍马褂，拄着拐杖，一进庙门就把拐杖往地上一顿：“董秀芝！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女人家就该在家纺线做饭，读什么书？简直是伤风败俗！”
说着，家丁就要去砸黑板，粉笔盒“哗啦”掉在地上，粉笔滚了一地。
董秀芝拦在黑板前，脸色发白，却没退一步： “王乡绅，俺教女孩识字，不是伤风败俗。是让她们能看清布告上的陷阱，让他们不再上当受骗，能护着自己的家，能有个养家糊口的本事，这有错吗？”
周围围了不少村民，有几个妇人小声附和：
“是啊，上次张婶家就差点被骗了……”
“秀芝是好心，教咱们闺女认字，总比被坏人骗走强。”
王乡绅脸色铁青，却找不到反驳的话。
这时，春桃突然从人群里走出来，手里举着一张布告：
“俺认得字！这布告上写的征兵命令是‘自愿报名’，可底下小字写着‘凡十六岁以上者，三日内送至乡公所’，这不是骗人吗？”
她声音清亮，字字如刀。
村民哗然。
董秀芝又往前走了一步，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她最后一点嫁妆——一对银簪，上面刻着小巧的梅花：“这学堂不收钱，俺变卖了嫁妆补贴开销，图的不是名，不是利，是让咱们豫西的女孩，能抬起头做人。王乡绅要是觉得我做得不对，就先砸了俺这颗心！”
村民们的议论声更大了，有人喊：“王乡绅，你就别为难秀芝了！”
王乡绅气得拐杖直抖，最终狠狠瞪了董秀芝一眼，带着家丁走了：“你等着，早晚有你后悔的那天！”
日子一天天过，学堂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到半年就有了三十多人。
董秀芝教她们识字、算术；李文秀讲卫生常识，教她们洗手、刷牙，说“身体干净了，病就少了”；赵雯则教她们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从土地庙飘出来，飘到田埂上，飘到村口的老槐树下。
1943年夏，天旱得厉害，地里的庄稼都蔫了，县府却要征“抗日特别捐”，每户加税两石粮。民团挨家催逼，有的人家交不出粮，就被绑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打，还有的人家被逼得卖地卖女。
董秀芝看着心疼，夜里跟李文秀、赵雯商量：“不能让他们这么逼老百姓，咱们得组织起来，抗租！”
她们不敢公开集会，就以“夜校复习”为名，每晚让妇女们来学堂。
- 董秀芝在黑板上画简易地图，用红粉笔圈出陕北的位置：“那里有红军，他们不打人，不抢粮，还帮老百姓分田地，让大家都有饭吃。”
- 李文秀教大家写联名状：“咱们把名字都写上，一起去县府说理，人多了，他们就不敢欺负咱们了。”
- 赵雯则负责传递情报，把村民们被催租的情况，缝进棉衣夹层里，让放牛的孩子送到邻村的联络点。
一次，保安团团长王麻子带着人突袭学堂，一脚踹开庙门，手里的枪指着董秀芝：
“有人举报你们搞共党宣传，搜！”
士兵们翻箱倒柜，把学生的作业本、课本都扔在地上，却只找到几本《三字经》《百家姓》，还有几本作业本，上面写着“妇女能顶半边天”“不当亡国奴”的句子。
王麻子拿起一本作业本，气得脸都歪了：“董秀芝，你竟敢教这些反动话！”
董秀芝镇定自若，捡起一本《三字经》递给他：“王团长，孩子们刚学认字，写的都是心里想的。‘不当亡国奴’有错吗？难道咱们要看着鬼子占了咱们的地，杀了咱们的人，还不吭声？”
王麻子被问得哑口无言，又找不到证据，只能气急败坏地踹了一脚桌子：“你们这些女人，早晚要出事！”
“俺们已经出事了。”董秀芝望着他的背影，声音轻却坚定，“只要还有一口气，俺们就不能任由别人欺负！”
这场“无声抗税”最终迫使县府暂缓了征粮。而女学堂，也成了地下党在豫西农村稳固的联络点。
传递情报的方式越来越隐蔽：数学题的答案里藏着敌军调动的人数，作文里的“今天见到了表哥”，其实是“接头人已到”的暗语。董秀芝每次接过作业本，都像接过沉甸甸的责任，她知道，这些字里行间，藏着无数人的希望。
董秀芝知道，只要女子学校这灯不灭，只要这字还在写，只要春桃、妞妞她们还在念“我要活着”，那火，就永远不会熄。
“子龙，你看，火已经点起来了。”
她轻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