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的凌晨，沈阳南关外电台灯火通明，值班通信员几乎同时收到两份加急电令——一份落款“东北军区”，另一份却署名“东北野战军”。年轻通信员犯了难：“这是两道口令，可到底听谁的？”一句低声嘀咕，道出了许多人心里的疑惑：军区到底能不能直接管到野战军？
得弄清这层关系，时间得先拨回到抗战刚结束的那个秋天。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其中一句写得斩钉截铁：主力机动兵团直接受中央军委及中央局指挥调动，不隶属于当地军区建制。换句话说，野战军虽然人马来源于军区，但指挥链条并不回路到军区，而是上通北京延安的中央军委。这条规定奠定了日后“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的尴尬格局。
然而纸面原则与现实战局往往并不重叠。刚进东北时，我党手里只有数万老兵兼游击队，十月九日急建的“东北军区司令部”（陈子华、彭真负责） más像是一套临时指挥帐篷。十月三十一日，帐篷拆掉，林彪与罗荣桓接过印信，宣布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此刻“军区”一词淡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军”这样带浓厚政策色彩的称呼。
自治军生根发芽极快。仅用三个月，林彪便在辽东、吉林、松江等地划出十个二级军区雏形；一九四六年三月，队伍换牌“东北民主联军”，再往下细分，则出现七纵、八纵、九纵……番号越变越多，主力规模则膨胀到二十余万。此阶段，所谓“军区”与“野战”仍被揉作一团：总部就是林、罗的那张桌子，既管区域政务，也统兵打仗。
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一九四八年初。中央军委电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表面看是改了名字，实则埋下了日后拆分的伏笔。林彪坐镇前线时间远多于沈阳大院，组织上干脆设高岗、罗荣桓为第一副，打仗和办后方分头干，各自心里也都明白：分家只是迟早的事。
九月十八日，分家令终于下达。东北军区与东北野战军分设两套序列：林彪仍兼司令，但副职排序已现差别——军区的第一副司令是高岗，野战军的政委变成罗荣桓。人马编配也相应调整，军区留守二十八万，肩负后方守备、交通维护、俘虏管理；野战军七十五万主力磨刀霍霍，准备南下。
此刻若从行政等级看，军区的确高半格。文件里写得清楚：必要时兵团、军、独立师“亦得划归军区指挥”。可真刀真枪的关键节点，中央军委电报往往直接拍到野战军，军区只做保障。辽沈战役期间，叶剑英给林彪的指示，根本不需要经高岗转达。于是形成一种微妙局面：军区有资格发号，却很少插手最紧要的作战决策。
三大战役胜负既定，四野即将挥师入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再度发文：各野战军取消地域冠名，按序号排列。东北野战军旋即改称“第四野战军”，并在五月随大部南下河南，兼组“华中军区”接收新解放区。此时起，东北军区与四野正式分道扬镳——林彪、罗荣桓南下；高岗留守沈阳，兼东北局书记与军区司令、政委。原本容易混淆的两块牌子，从组织上彻底拆开。
分手后的东北军区并未闲着。朝鲜半岛烽烟乍起，一九五〇年七月，中央决定由高岗统一负责东北边防，邓华的十三兵团归其指挥。储粮一千六百余万公斤、火炮五百余门、汽车两百辆，一车车装满鸭绿江畔。从后勤角度看，那些兵、那座库、那条铁路，都是当年保留下来的东北军区遗产，可见“看家护院”并非可有可无。
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解放战争时，东北军区究竟能不能管东北野战军？答案并不绝对。当文件与火炮齐鸣时，指挥权像拨河一样被拉向前线；当战役尘埃落定、需要整补守备时，军区的“行政优势”又凸显。二者源出同根、班子多有重叠，却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角色。用当年一位干部的话说：“打起来听林总的，停下来找高岗。”这也正是革命战争中“边打边建”的真实写照，一支军队在枪火与政令间完成了自我塑形，终成后来威震天下的第四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