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是中国人历史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梁启超及其策动的新史学在其中的作用甚巨。他以西方近世史学为圭臬，对中国传统史观发动的新史革命，既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发展，也为当时尚在初创阶段的中国文学史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框架。
原文 ：《梁启超“新史学”：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框架铺垫》
作者 |浙江大学教授 朱首献
图片 |网络
梁启超的新史思想
有清一代，经学盛而史学衰。张履祥就曾称，史书不可不看，亦不必多看，读史只以验经而已。史学之此种境况招致诸多不满，尤其是被尊称为“中国新史学第一人”的梁启超。及至晚清以降，外夷频扰，救国保种之情使国人对史学态度陡然转变，而清算中国旧史亦被提上日程，梁启超即是始作俑者。1901—1902年间，他连续发文抨击中国旧史，提出“中国无史论”命题，发动中国近代新史运动。总体上看，梁启超的新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贯彻公理和公例意识，将揭示公理、公例视作史学之灵魂。重视公理、公例是新史学与中国旧史学的本质差异。梁启超认为，历史背后蕴含公理、公例，史学之要务即求得之。在新史学发轫之作《中国史叙论》中，他就严格界分新旧史学，认为旧史家不过记载事实，新史家则必阐明历史之因果关系。在《新史学》中，他又用斯宾塞的“邻猫生子”之喻，强调历史之群际代续间有内在原理，真史家自能勘破之。故此，他倡导史学寻求筋摇脉注之一全案，而非枝枝节节的零散史实。对因果律的偏爱，致使他甚至以因果思维来阐释中国古诗，如对于《诗经·大雅·烝民》，他指出：“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则者何？因果之谓也。观乙果可以知甲因，观乙因可以推丙果。”
其次，确立进化历史观，清算中国旧史中的循环思维。进化论约在19世纪50至70年代传入中国，但长期默而不显。虽经严复译介宣传，其影响力有所扩大，但在梁启超之前，并未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实质性影响。梁启超对历史本质的理解，正是从进化论出发的。他认为，进化乃史之本质，研究对象之进化，乃史学之范围。可以说，进化史观是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核心。1902年，他对新史学有三个界说，此三界说中，他言必称进化，甚至断言进化论是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并将其提升为天演公理，认为凡人类智识之现象，均可由进化之大理贯通。总之，梁启超的进化史观突破了中国旧史学的思维阈限，为中国近世史学开辟了新的天地。
最后，在史学方法上，梁启超强调实证归纳与同体进化法。他尤为强调治史必当验诸事物而有征者，故强调凡立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除实证方法，他对西方史学的归纳法亦极尽推崇。他不仅盛誉创立归纳论理学的培根为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原动力”，且认为归纳法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而后下断案，故能扫武断之弊。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梁启超亦有较大开创，他反复重申历史乃“无间断者也”，从整体上突破了中国旧史“一朝一史”的分期思维，确立了以进化论为主导的同体演进逻辑。
新史学助力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发轫
新史学对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实践的影响在其发轫之初已现端倪，作为国人自著的首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路向上，直接借用新史学“日进而不已”的进化史路径；在文学史目的上，借鉴新史学追求公理的叙史理念；在文学史体例上，化用中国旧史的纪事本末和通鉴纲目之体，这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中国旧史中纪事本末和通鉴纲目之体的褒扬深有关联；在文学史方法上，打破旧史学的纪传体和表志体，采用西方史书的章节体等，这与梁启超对西方章节体作史方法的青睐亦有关系。
林传甲之后，黄人和来裕恂在中国文学史实践中更是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在文学史本质问题上，黄人认为，文学史绝非只是“文学家之参考而已”，而是应“就既往之因，求其分合沿革之果”。此观念的得出，无疑直接受益于梁启超新史学对史学本质的体认。在文学史方法上，他称文学史当取“叙述”之法。其所取“叙述”之意，亦与梁启超深有关涉。“叙述”乃梁启超所倡史学方法，其核心是要见出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据黄人要求文学史当阐明文治进化的“公理”看，其所取“叙述”之意实与梁启超相通。
来裕恂之文学史观不仅在理念上深受新史学影响，而且其文学史写作材料也高度依赖梁启超的新史学。如其《中国文学史稿》开篇“上古文学三变”之说，近乎搬录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2节“胚胎时代”中的原话；其所谓先秦文学“四优五弊”说，亦取自梁启超对先秦学派的判定。同时，来著第2编第7章“诸家之派别”，不仅标题直接模仿梁氏《大势》第3章“全盛时代”第2节“论诸家之派别”，且在具体表述及运思逻辑上高度一致。至于来著认为文学可以焕我国华、保我国粹的论断，显然是受梁启超“史学可助爱国思想之发达”观念的影响。其实，梁启超新史学对来裕恂的影响，不仅在《中国文学史稿》中多有反映，在其1904年著《汉文典》中也已有所体现。
张德瀛的《中国文学史》主张历史为同体、不因朝代而断裂，这一观点与梁启超“同体进化”史观实为异口而同心。同时，张著中不少表述也与梁启超有着直接关系，如“有文字而后有人群乃有进化之机、文学史应足语于人群进化之机”的群化史观，以及“文字之存亡与国运攸关”的新史学语言观等。
梁启超新史学与早期文学史的认知之困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虽然对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轫与确立助益甚多，但也造成了文学史的线性思维、因果法则扩大化及文学史分期背离文学本质等问题。
历史进化论是达尔文自然进化思维嵌入社会史观的结果，经新史学传导，被林传甲、黄人、来裕恂、张德瀛等施之于中国文学史实践中。作为一种线性史观，它崇信文治路径仅以意志化、非逆转的方式存在。然而，其果真足以勘破“历史之真相”？实则不然。梁启超持进化之具统摄众史，源于他对史学本质的认识。他认为，天下事物“皆在空间，又在时间”，自然科学研究空间现象，史学研究时间现象，故只有研究往而不返之进化现象者，方可谓之史学。众所周知，循环不已、古今常存等议题都曾是中国史学的研究对象，它们不只是时间现象，也是空间现象。再就西方史学言之，梁启超笃信泰西史学为进化，中国史学为循环。然包默曾指出，17世纪前，西方人将“being”（空间现象）视为史学研究对象，17世纪后，在进化论影响下，“becoming”（时间现象）取代“being”成为史学研究对象。可见，梁启超试图凭进化之具将空间现象逐出史学域地，实则多谬。而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对新史学的俯就，导致文学史中的超时间性现象被完全忽视。总之，线性文学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无疑是片面的；作为文学史观念，它根本无法契合文学史的实际。
许冠三曾认为，梁启超新史学之谬在于视因果律为“必然的法则”。此谬经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学人的传导，渗入中国文学史中。虽然文学史拒绝因果律是不合适的，但由于对因果法则的过度服膺，非因果关系被因果化的现象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中普遍存在。例如，张德瀛认为北宋语录乃白话所托始，但北宋语录虽注重对问答现场语的记录，然其中普遍存在夷音、市语现象，结果欲求易晓，反为难知，与后世白话文的体用要求相去甚远。因此，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将因果关系视为文学史的必然法则，不仅给中国文学史带来一系列因果谬误，也增加了文学史真相被错置因果掩盖的风险。
此外，梁启超强调历史同体进化，但同体进化史观以牺牲历史的多种具体形态的细节为代价，除了提供一个抽象重构的历史假定外，并不能揭示历史的逻辑真相。基于文学历史是前后相衔统一体这一假定，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虽从总体上勾勒出中国文学的宏观轮廓，却忽略了不同朝代、不同区域文学发展自有、固有的时间坐标和规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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