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城砖
本文为“长城砖”《近代绅士》作者王先明教授的创作谈，首发于《北京晚报》。因版面篇幅限制，报纸刊发的内容有删减，本文为王教授创作谈全文。
述史而明理
王先明
“物质的富有者善于在现实的追波逐流中攫取财富，而精神的富有者却乐于在深沉的历史潜流中洞悉未来的行程。前者可能属于个人与社会，后者却属于人类与未来。因而，越是在社会历史的转轨时代，越是在史学发生‘危机’的年代，我们越有理由坚信：史学是属于思想者的领地；历史是登上未来高地的基点。”——这是1997年初版《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一书《前言》中我写的一段话。适值拙著增修再版之际，翻检久前之语，又不免一番感慨：白驹过隙，竟一去几近三十年。
弹指卅年间，天地竟巨变；学术本身的内与外亦然另一重天地，可谓旧貌换新颜。在新时代旧作如何再版，并在历史传承中具有开新的境界？颇多思量。这篇散记，作为自己书写中心境或情怀的点滴印记，权当拙作再版的一点补充说明。
一、 再版略记
1997年初版的《近代绅士》原稿十章，自成体系；问题聚焦和文字表述自带一种青春年少的风格（虽显稚嫩），其中不乏“激扬文字”的色彩——二、三十岁青年教师的心志和理想毕竟不自觉地流露其间。在后续的进一步研究中，乡绅与乡村社会仍然是自己学业主题之一，但问题的聚焦和著述风格与此前却显然不同。此次再版，增补了其后相关的研究内容（即下编六章），使得这一论题的研究形成更为完整的学术体系。但是，此后的著述风格和问题研讨，却显现另一种“老成”（不是老练）情貌，多了一层沉潜和平实。为此，增修版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重新结构了书稿。
其一是保持原稿十章内容不变，只是对相关引文注释及史料进行校核补正（当时要求与现在学术规范完全不同），以符合现有学术规范；同时对个别错漏、失误和明显表述不当略作修正。《近代绅士》于1997年出版后颇多影响，在当时北大“风入松”销量排行榜上，曾经较长时间列为榜首。还有不少研究生是因为读到此书后，报考了我的博士生。它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记忆，这无法修改。
而且，它事实上浸染着自己青春的记忆与梦想。90年代时，山西大学图书馆近旁有一个颇有江南气息的“小花园”（人工建造的假山、湖水以及亭阁、长廊等），记得自己在图书馆古籍部常常阅读困乏时，或者写作有碍时，会独自一人在小花园漫步遐想，间或遇到一些学友（大多是哲学系和中文系的），亦会在谈天论地中，求得心灵上的快乐……当时研究中的许多学术灵感和文思妙想油然而生。某种意义而言，原著实际上体现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它本身就是历史；保持原著内容和风格实际上就是对历史本身的尊重。
其二是以此后研究成果构成下编（六章），完成了对绅士阶层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性演进过程的系统研究（此前研究主要聚焦于晚清）——这部分内容是自己在2001年调入南开大学后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后，又调入新的单位，学术环境和个人境遇发生了较大变动。随着年龄增长和大学院系的变换，以及龙城（太原）和津城（天津）不同环境的磨砺，学术研究的状态和风格也有较大变化。所以，这下编六章内容的各方面都与上编十章形成明显的不同。既然物是人非俱有变，辞章文风又岂能不变？时也！势也！！
原书《近代绅士》主要讨论晚清“大变局”时代绅士阶层走向分化的历史，增补的六章内容则集中探讨民国时期绅士阶层“蜕变”为“人民公敌”，以及其在革命话语和历史进程中最终消亡的历史进程。如此，这一研究主题才能以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叙事逻辑和历史逻辑呈现给读者。与此同时，基于新书稿的整体架构和逻辑叙事，在书名和个别章节的文字表述上也略有修饰和调整。
二、 选题缘起
为何选择这样一个论题研究？这是许多朋友和学生们多次提及的问题。“史学和时代有一种很明确的动态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建立，就要看史学家对于他的时代有没有感受，有没有深入进去，是不是时时注意现实人生上的问题。”就我们自己而言，虽然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偏好有着基础性意义，但研究方向的选择和转变却深度地受到时代牵引和影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史学研究情状和学术态势，虽然有着可以追溯久远的渊源，但其基本格局的形成实际上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当思想领域改革开放的春天已经出现后，史学界的理论思考也进入极为活跃的时期。但当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革命史取向是当然选择。1981年自己第一次参加在长沙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史学会议”，长沙会议上青年才俊聚集，尤其是优秀论文评选对于我们形成的冲击是深刻的：不得不思考自己研究方向的选取。此后听了章开沅先生讲授《关于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问题》对我们也有触动。他提到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动向时说，社会史方法时在欧美很流行，对日本学界也有影响；他们更多地侧重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研究等。其后，随着国内社会史的复兴，自己在研究生方向选取上顺势而为走向近代社会史，并以《近代绅士阶层的分化》选题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开端。
这篇研究生论文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后，围绕着近代绅士相关问题展开系列性研究，相关成果陆续刊发在《史学月刊》《河北学刊》《东南文化》《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版了第一部专著《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199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以十个篇章结构的专著，实际是刊发的十篇论文。与之前革命史研究取向不同，不再是简单地以敌我对立的阶级划分展开讨论，而是以社会史取向，将其置于社会关系体系或社会结构系统中加以研究，亦即以绅士阶层切入近代社会，或在近代社会结构变迁中考察绅士阶层的变动。其中，刊发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的《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则完全是在社会学理论和范畴引领下的作品。可以说，关于近代绅士以及乡绅与近代社会结构的系统研究，是自己步入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它伴随着自己的学术成长一路前行。
为什么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应该说时代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个人选择。社会史的复兴实际体现为学术群体研究的新取向，当时南开大学冯尔康、南京大学蔡少卿、山西大学乔志强、四川大学赵清、人民大学郭松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玉波、《历史研究》主编田居俭，以及稍后些时日的王庆成等等，都几乎不约而同地开拓和推进社会史学科发展。学术共同体的一致选择是社会史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史是时代的产物，它从来不是那一个个人或少数人的杰作。个人研究方向的选取，与自己既有的积累和深入思考相关，但大的趋向并不由个人决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历史运程中进行选择。
我觉得个人选择从来不可能外在于时代，当然地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同样，个人对于时代需求的回应，取决于本人的知识积累、兴趣和眼界。二者的互动和密切相关，从根本上决定了个人发展成长的和进程。
三、 书写感悟
历史学研究中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共性问题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无论是在学术讨论中还是在研究实践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无法回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不同成长路径，在学术研究和历史著述书写中也有着以下一些感悟：
首先，理论思考和理论认识，是学术进步的重要驱动力。时代的进步一定意义上体现为理论的成熟；时代发展常常以理论突破为先导。王亚南很早就有体会，他说治学基础：一要奠定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二要注意积累知识；三要学以致用；四要建立学习生活秩序。他强调说，“一切社会科学皆是历史科学。”这可以从两个要点展开：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其说是由研究的成果立论，毋宁更本质的说是由它研究的对象立论。社会科学中任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带有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特征。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历史科学理论天然地相融通和契合。
在从事近代绅士研究时，理论辨析是一个重要起点。关于近代绅士的研究，起步时也是运用社会学理论范畴，如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等。当时这些论文所用史料都是极为普通和常见的材料，只是因为视角或理论分析有一些不同他人之处，被刊物编辑选中，这显然取胜于理论辨析的优长。但是，历史学的根基在于史料。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如果不能深入历史史实的深层，没有坚实深入的历史实证功夫，理论辨析就成为无源之水，一定会在枯竭中走向消寂。因此，当从绅士阶层研究走向乡绅与近代社会变迁，走向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史研究时，对于地方档案资料、报刊、日记和稀见史料的搜取，就成为自己着力从事的工作，从而历史实证研究也成为主导性选择。
不过，历史实证研究其实也浸透着理论思考，或者说在实证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理论认知。社会科学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是必要的，但任何理论都具有局限性和时限性，都是既往时代的产物，我们也应保持历史学的清醒，不要陷于空泛的理论说教；同时在历史实证中，要提升并形成历史理论认知，“不至于落入一种就事论事的表象铺陈”，而努力进入依事而言理，述史而明理的境界。在实证研究的“穷源究委”中，而知演化之迹，而知发展之趋。以至于知革新改善，理有固然。
其次，要努力做有思想的学术或有学术的思想研究。从史学史角度看，一部史学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名著，之所以具有不朽的学术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是学术与思想的辩证统一；在于作者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刻体验和深沉思索；在于它是作者用血和泪而非墨水写出来的；在于它包蕴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思维空间。只有思想才是学术的灵魂，“学术如果不是灌注着思想，就一定是没有水平的学术。”
学术研究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对话过程，对话的过程也就是思想交流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著作就是对话或思想交流的结果。所以，思想不只是学术的灵魂，而且也是学术著作的灵魂。有思想的史著，不仅是知识的递进，更是境界的提升。
再次，好的史学论著（文）在表达层面上，也应该从两个方面有所讲究，冯友兰说的要过二关，一文字关，二义理关，“懂得了文字，不等于懂得文字所表达的义理。要对文字蕴含的义理体会和了解，要达到文字真正表义的境界，或思想内涵。元好问《论诗绝句》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意思是好诗要写出过来人的真情实感。自身没有真实的感受，勉强要写，只得暗中摸索，终不会是真的。”此番言论虽针对哲学史，于历史学也同样适用。“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要求弟子们在讲话方在要有点文采，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对于文字义理的体悟，没有切身的悟觉，讲出来的话写出来的字，干瘪无味，了无生趣。传统史学就有 “良史莫不工文”的讲究，当代优秀史家也特别关注文字表述典雅和通达，让史学叙事具有栩栩如生的意象。
作为呈现给社会大众的著述，史学论著也当追求一种境界；所以我们还须适当讲究些文韵与文辞，在文字品读的流淌中体现出阅读的节奏感和审美感。无论是结构布局还是语言表述，其平缓的叙事和高潮的评议、史实的展开和思想的辨析，应融为文著优美的乐符而令人品赏。
文以载道，以史明理，历史是以史实为基石的哲学。在融合中西会通古今的学术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用最精炼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学术理论文著同样需要一定程度的激情，“如果完全没有激情，文章怎么会写出有犀利的论辩性，严密的科学性，感人的抒情性。”何兆武先生说过，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要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历史工作本身的目的不仅要探究于事和理，也要传达情和意，前者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本身的面目，而后者则是历史的根本目的——对人的关切与回归。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2025年10月26日），电子版见下，因版面限制，内容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