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二十七日凌晨，板门店停战协定生效。金城战线的炮火正慢慢熄灭，志愿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勇站在阵地前沿，望着东方露白。身边有人悄声提醒要拍张合影，他摆手示意别拍，还让通讯员把临时记录的战斗日记投入火堆。他的理由很简单——“打仗是党指挥大家干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时间推到二十多年后，1976年九月，法国梅里将军访华。返程前夕，他在乌鲁木齐偶遇已任新疆军区司令的杨勇，热情邀其共进晚餐。席间，梅里好奇地问：“您参加了那么多大战，该给后人留点文字吧？”杨勇端起茶杯，只说了“不会写，也不想写”，语气干脆得让翻译都有些尴尬。梅里不解追问，他微微一笑：“历史自有公论。”
认识杨勇的人都知道，他从不为自己张罗任何“功劳簿”。1914年出生在湖南浏阳，16岁投身红军，长征走过千山万水，抗日战场血战平型关，解放战争转战华北，抗美援朝又在上甘岭、金城屡建奇功——这些经历换作旁人早已著书立说，而他却在几次关键时刻都亲手删除别人笔下的一切褒扬，“我只是执行中央决策的兵。”
1982年盛夏，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味。体检查出肝癌晚期的那天，医生给出了“最多两个月”的结论。杨勇听完，只记住了一个数字——四十五天，因为他估计自己还会有十来天迷糊不能工作，留整一个月，“够了，还能干不少事。”他让秘书把拟定中的新疆装备更新方案、电机检修进度一件件排好，“别让病耽误了工作。”
病房外花篮堆满走廊，他却命人立了块“谢绝探视”的牌子。凡是闲话家常的客人，都被挡在门外；凡是来谈公事的干部，他必请进屋里。研究图纸时，他拿着放大镜，一笔一划标注：哪支部队哪辆V—54坦克漏油，哪个测绘站经费不足，他全记得清清楚楚。警卫员孙启增悄声劝：“首长，闭会儿眼吧。”杨勇仰躺在枕上，喘息片刻，吐出一句：“还能扛，别耽误正事。”
主治医生曾建议用燕窝、鱼子精给他补身体，那在当年可是天价。杨勇听完就急了：“国家还紧张，别乱花钱。治不好，就留给更需要的人。”话音刚落，医护无言，妻子林彬红着眼却也只能顺从。
身体日渐浮肿，连布鞋都穿不上，他仍吩咐把鞋帮剪开，拖着两条像木桩的腿在走廊上练步伐。步子短促，背脊却笔挺。看护叮嘱慢点，他回以憨笑：“当兵三十年，腿不迈快点浑身不舒服。”
十二月下旬，杨得志赶来，再闻“老杨哥”三字已是病榻前的惺惺相惜。杨勇拉着战友的手，声音低哑：“药停了吧，没用，别让部队为我分心。”杨得志强忍泪水，只能轻轻点头。
生命最后两天，杨勇陷入昏迷。病房桌上摊着他亲笔写的建议稿，字迹因颤抖而歪斜，却还能辨认——“建议加速高寒山地通联工程，冬季演练不可缓。”凌晨零点过后，监护仪的曲线最终归于平直。1983年一月六日，行伍半生的上将走完了自己的最后一程，终年六十九岁。
骨灰送往八宝山时，本拟六千人的送别队伍，刹那间膨胀成浩荡长龙。许多老兵自发站在路旁，军礼齐举，一动不动。有人叹息：“他没留下一本回忆录。”一位白发参战老兵拍拍胸口：“他留给咱们的，是一辈子不喊疼、不邀功的脊梁，这就够了。”
不到两千字，并且 rewr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