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四川的黄土埋了李宗吾。

这老爷子活了64岁,就到站了。

眼瞅着要咽气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副挽联,那词儿写得刁钻,跟刀子似的:

上联大意是说,您老去了阴曹地府,接着讲您的厚黑学,好让那帮孤魂野鬼都知道怎么升官发财;下联则是,您辞别了人间,以后没人讽刺社会了,这下那帮贪官污吏可算放心了,能敞开怀做那些丧尽天良的坏事。

这几句话,算是把李宗吾这辈子给画出来了。

这一百多年,江湖上都喊他“厚黑教主”。

为啥?

就因为他攒了一本叫《厚黑学》的奇书,专门教人怎么把脸皮练得比城墙厚,怎么把心肠练得比煤炭黑。

不少人把这书当成混官场的通关秘籍,甚至有人觉得,现在人心不古,根儿就在李宗吾这儿。

但这事儿有个挺逗的悖论。

要是李宗吾真像他书里吹的那样,是个厚黑学的顶级高手——脸厚心黑就能成大事——那他自己早该混得风生水起,要在云端上飘着才对。

可实际上呢?

把他的档案袋打开一瞧,你会发现:这哪是什么厚黑高手,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这笔账,咱们得换个算法。

李宗吾手里其实是有牌的,而且是好牌。

1900年,21岁的他就是县试头名的秀才。

后来进了四川高等学堂,那可是川大的前身,在那儿啃了四年西学,数学、逻辑玩得贼溜。

他还是同盟会的老资格,辛亥革命那会儿就跟着闹革命的元老。

按常理出牌,这把怎么打都是赢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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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在官场上的那点事儿,别说黑了,白得都快反光了。

在四川审计院当个科长,结果衙门被撤,饭碗砸了;转头去官产清理处干活,衙门又撤,饭碗又砸了。

坊间有个段子,说他去清理处上班时,自个儿主动要求降薪。

等到失业那天,堂堂一个国家干部,兜里竟然比脸还干净,连回老家的路费都掏不出,最后还是找老乡借的钱。

这是一个“厚黑教主”该干的事儿吗?

后来他去当省督学。

那年头的学校,混日子的多了去了。

换个懂“做官经”的人,肯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你那套“空、恭、绷、凶、聋、弄”的六字真言耍起来,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得罪。

李宗吾偏不。

他那股子犟脾气上来了,非要搞严格考试,动真格的。

这下算是把马蜂窝捅了。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几个学生把他拖到外头,那是真下死手,拿着木棍一顿胖揍。

打完了,学生指着他鼻子骂:“你个老东西,还敢不敢搞严格考试?”

正常人这时候都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服个软呗。

李宗吾呢?

他脖子一梗,扯着嗓子喊:“只要我还有口气,这就得考!”

赶上政府改组,冷衙门被裁撤,他被塞到编译室。

没过几天,编译室要精简人员,要把那些“不合格”的踢出去。

那个头一个卷铺盖卷滚蛋的,就是李宗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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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混了两次官场,两次被裁员,最后拖家带口灰溜溜地回老家种地。

这说明啥?

说明李宗吾这辈子,压根就没用过他书里写的那些阴招。

他在书里总结了求官的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

每一个字都是把良心按在地上摩擦,怎么不要脸怎么来。

可他自己,愣是一个字都没沾。

二、为什么要写这本“毒书”

既然自己不用,干嘛非要把这些脏东西写出来?

这还得把时间轴拉回1912年。

那会儿,李宗吾在成都的报纸上连载《厚黑学》,笔名起得挺狂,叫“独尊”。

他当时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是跟着大伙儿一块装傻,继续歌颂那些虚头巴脑的仁义道德;还是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哪怕被万人唾骂?

他读那二十四史,读出了一身冷汗。

别人看的是帝王将相的光辉家谱,他看来看去,字缝里全是“厚黑”俩字。

他拿三国那个乱世打比方:曹操心那是真黑,杀吕伯奢、杀孔融、杀皇后,嘴里还念叨“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刘备脸那是真厚,今儿投奔这个,明儿依附那个,硬是靠哭鼻子哭出了半壁江山;孙权则是两手抓,有时候背信弃义(黑),有时候又能低头称臣(厚)。

于是,李宗吾就把那个著名的“厚黑三段位”给抛出来了:

头一段,“厚得像城墙,黑得像煤炭”;

第二段,“厚而硬,黑而亮”,这就有点道行了;

第三段,那是化境,“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你压根看不出来。

他还把官场的“办事二妙法”给总结出来了:

一个是“锯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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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箭了找外科大夫,大夫把露在外面的箭杆锯掉,剩下的事推给内科。

意思是:干活只干面子工程,出了问题那是别人的锅。

一个是“补锅法”。

补锅匠趁主人不注意,先把锅敲得更破一点,然后再补好,显得自己手艺高超。

意思是:先制造麻烦,再解决麻烦,回头还得让别人感恩戴德。

这些话,太损了,但也太真了,简直是扒了皮看骨头。

蒋介石在重庆读到《厚黑学》,气得直拍桌子,下令严禁出版,甚至想发通缉令抓李宗吾。

理由是“败坏人心、危害社会”。

最后还是吴稚晖出面打圆场,这事才算过去。

老蒋为啥这么大火气?

不是因为书写错了,而是因为写得太对了,把当权者的遮羞布给扯下来了,脸上挂不住。

有个朋友曾苦口婆心地劝李宗吾:你这是图啥?

我知道你是想给社会治病,但你把这种毒药方子贴得满大街都是,大家只会学坏,最后你会把全社会都得罪光的。

朋友把他比作那叫声凄厉的猫头鹰——虽然吃害虫是益鸟,但那动静实在讨人嫌。

李宗吾回了一句硬邦邦的话:“劝我不谈厚黑,等于劝孔孟不谈仁义…

这可能吗?”

他心里的账本是这么算的:

满大街的人都穿着“仁义道德”的新衣在裸奔,总得有个不懂事的孩子站出来,喊一嗓子“皇帝光着屁股呢”。

他不是教唆人作恶,他是在“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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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那层金光闪闪的盖子揭开,把那层厚厚的雪花膏抹掉,非让你看看下面那个流脓的伤口。

他觉得只有认清了人性的丑陋,才能摸到真相的边儿。

李宗吾这辈子最憋屈的,就是他的初衷被彻底搞反了。

他写《厚黑学》,背景其实特别沉重——那是晚清民国,洋鬼子围着中国这块肥肉转,国家穷得叮当响。

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心如刀绞的怪圈:当时的中国人,把“厚黑”这门功夫全练歪了。

对自己人,那是“心狠手辣,厚颜无耻”,内斗一个顶俩;

对外面的列强洋人,那是“摇尾乞怜,步步退让”,外斗全是怂包。

李宗吾提出“厚黑救国”,核心逻辑就一句话:把这个顺序给我掉个个儿。

对同胞,脸皮要薄,心肠要软,有什么陈年旧账都一笔勾销;

对列强,脸皮要厚,心肠要黑,只要能打击侵略者,什么下三滥的招数都得用上。

他打了个比方,说自己发明厚黑学,就像瓦特发明蒸汽机。

这玩意儿可以拉着火车日行千里,也可以冲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

他指望这辆火车是撞向列强的,谁知道最后全从自己人身上碾过去了。

抗战那会儿,他在生活里更是身体力行地跟“厚黑”对着干。

那时候,年轻的南怀瑾去自流井拜访他,临走时手里紧,想借10块钱当路费。

李宗吾二话没说,掏出20块塞过去。

南怀瑾说给多了,而且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还。

李宗吾手一挥:先用了再说,哪那么多废话。

这种豁达和厚道,你拿放大镜找,也找不出一点“厚黑教主”的影子。

可惜啊,李宗吾那点“救世”的苦心,没几个人能听进去。

绝大多数人,眼珠子里只盯着那条“升官发财”的捷径。

他们把书里那些教人怎么钻营、怎么甩锅、怎么拍马屁的段落抠出来,当成圣经供着。

一旦被人戳穿了脊梁骨,就把锅甩给李宗吾:“这可是厚黑教主教我的。”

李宗吾这一生,活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

他用最刻薄的语言把历史解剖得鲜血淋漓,自己却用最笨拙的方式过了一辈子。

他把所有的潜规则都看透了,却死活不肯当那个受益者。

他想用“厚黑”来救国,世人却拿“厚黑”来害人。

1943年,他走了。

留下一个被误读了一百年的背影。

要是你今天再翻开《厚黑学》,别光盯着那些整人的手段看。

你得琢磨琢磨,一个在乱世里死守底线、宁可被裁员也不肯同流合污的倔老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也许,他是想用最黑的墨水,把这个世道给洗白了。

信息来源:

赵绍成、周立:《厚黑学解读——兼谈儒家思想之现代意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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