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家长举报家委会3年收10多万元班费”、“家长花50元雇人值护学岗”两条新闻同时挂上热搜，作为一只老单身狗，可能很难真正理解做家长们的“困境”，他们在一张看不见的关系网里， 好像可以不参加，是“自愿”；但若不参加，一切后果自负。
遥想当年上学时，是没啥“家委会”，也没啥“家长护学岗”，特别是“护学岗”，听起来就像保安站岗执勤，很难理解会有多少家长“自愿”，不用上班挣钱的吗？
现在就不一样了，“家委会”是教育部门文件里鼓励建立的“家校协同”组织；“护学岗”则被包装成家长对孩子安全负责、为学校分忧的“温情参与”。
一连串看似温情的制度创新，最后落在普通家长头上，会不会变成了：“自愿”参加的义务劳动、“民主”协商的被动服从、“安全”名义下的时间与金钱转移。
先说“家委会”，在政策文件中，“家长委员会”是被明确鼓励的，官方表述里，它是家校沟通的桥梁、民主参与校务、监督学校收费、支持课程活动开展：代表家长监督、建议、沟通。
但时不时出现的关于“家委会”的热搜来看，在很多学校的实践中，它好像更像一个“家长版后勤部”，负责收钱、组织活动、配合老师布置任务、拉赞助、准备礼物、搞节日仪式，甚至替学校挨家挨户“动员”。
哪个家长热心，领导有资源，出手阔绰，会在群体中慢慢形成某种“声望”；老师在分配一些边缘性资源时，比如小干部、活动名额、推荐机会，难免会更熟悉、更多接触这些人，即便老师没有任何“权钱交易”，大多也是“不想得罪家委会”。
于是，纸面上的“家长监督学校”，在现实中往往变成了，家长们互相监督、互相施压，在教育系统的外围，生成了一套“半官方、半民间”的权力结构。
再看“护学岗”。表面上，这是个再正当不过，为了孩子路上安全，社会不可能全靠民警和城管；于是很多地方开始出现家长轮流站岗指挥交通、维持秩序的“护学岗”，要求也是“自愿参加”、“轮值排班”、“家校社共治”、“共建安全校园”，看起来非常美好：但问题是，这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
“安全护学”理应是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不是家长义务。如果警力不足，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加警力或优化勤务；如果保安配置不够，要解决的问题是督促学校配齐安保力量。
而不是打开一个口子，把公域责任转化为私域负担, 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不是“参与社会治理”的光荣，而是实实在在的成本， “家长花50元雇人值护学岗”，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一个原本该由专业人士承担的公共安全职责，通过家长“志愿者”形式，转移到了家庭头上；又通过“雇人代岗”，进一步变成一个小型“外包市场”。
“自愿”二字，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结构里，往往成为一种温柔的威压；学校与家长，是典型的不对等关系结构：学校掌握着对孩子的评价权、推荐权、各类活动参与权，老师握着最频繁、最直接的沟通渠道，能轻易影响一个孩子在集体中的处境；
当学校有要求时，大多家长即便不愿，也难免担心“孩子受到牵连影响”，这时候，是否 “自愿参与”，表面上由家长决定；实际选择已经被集体压力和隐形权力结构，提前写好了答案；有时，甚至连“拒绝”，就会被解读为 “不支持老师工作”、“不重视孩子教育”。
一个社会如果经常把这些心理压力当作“自愿”的一部分，那“自愿”就不再是道德上的高尚，而是技术上的掩饰。
也许，有人会说“关键还是人，有些家委会还是好的”；但问题是，当一个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严重依赖“人品”“觉悟”“运气”时，这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
一个健康的设计应该是，就算遇到不太靠谱的人，制度本身也有足够的约束与纠偏机制；就算个别人有过度热心的冲动，也有边界让他停下来，而不是带动全体上头。
但现实往往是，制度模糊，把责任推给个人道德；责任模糊，把问题归咎于“个别现象”。
当出现班费乱收的时候，就说“这是个别家委会不规范”；当家长护学岗引发争议，就说“这是家长自愿自发”，问题被切碎成一个个“个案”。
但从宏观层面看，这些现象，折射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一些本应由社会与学校承担的责任与成本，正悄悄的转嫁给家庭个体；表面上，是在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滑向“公共权力保持姿态，家庭承担实际成本”。
也许，最值得警惕的不是那10万块班费，也不是那50元代值护学岗，而是家长在面对这些现象时，心中那句习惯性的自我安慰：“也还好吧，大家都这样。”
“大家都这样”，是许多问题得以长期存在的理由；可是，如果仔细回忆，事情原本应该“不是这样”。
家委会应该是沟通渠道，而不是学校后勤；护学岗可以是公众参与，但不是责任外包；家校合作应该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一方顺从，如果总是依靠这样的“悄然顺从”来维系运转，久而久之，真正的理性讨论和公共协商空间就会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