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六年，北京城的琉璃厂熙熙攘攘。一个身穿布衣的南方人站在路边，正向围观的人群展示一幅画卷。画上没有山水，没有花鸟，只有湿漉漉的水墨晕染出的一群怪物。它们有的头大如斗，有的瘦骨嶙峋，正隔着纸面阴森地盯着看客。画师抬起头，露出一双淡黄碧绿的眼睛，平静地指着空气说：“这画里的东西，此刻就站在你们身后。”这双被称为“鬼眼”的眸子，在那个迷信的年代引发了一阵骚动。他是疯子，还是通灵者？这个瞬间，成为了清朝画坛最离奇的注脚，也拉开了一场关于人性与鬼魂的百年博弈。
罗聘生来就带着这双异于常人的眼睛。在现代医学语境下，这不过是虹膜色素缺乏的生理特征。但在十八世纪的中国，这双碧眼成了他命运的诅咒，也是他翻身的筹码。罗聘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人们畏惧未知，但又对未知充满窥探欲。既然世人认定这双眼睛能通阴阳，他索性就演好这个角色。他不再遮掩自己的缺陷，反而将其打造成独一无二的招牌。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出身贫寒的画师想要出人头地，必须有点“邪气”。
带着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罗聘拜入了“扬州八怪”金农的门下。金农欣赏他的才华，更欣赏他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师徒二人意气相投，在扬州画坛掀起不小的波澜。但好景不长，金农离世后，罗聘失去了庇护。面对生活的窘迫，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北上京师。他不仅要卖画，还要卖“鬼”。
名利场的喧嚣容易让人迷失。罗聘开始沉醉于这种众星捧月的生活。他挥金如土，在此期间结交了大量所谓的“知己”。他以为自己凭借才华征服了京城，以为那些推杯换盏的朋友是真心相待。但他忘了，在这个建立在虚伪之上的圈子里，他依然是个供人取乐的异类。
现实很快露出了獠牙。就在罗聘醉心于社交时，远在扬州的发妻方婉仪病逝。这个消息击碎了罗聘的美梦。更让他绝望的是，当他准备回乡奔丧时，发现自己囊空如洗。他转身向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朋友求助，得到的却是闭门羹。那些曾在他画室里高谈阔论的人，此刻跑得比鬼还快。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画师。罗聘在京城的寒冬里，尝尽了比鬼神更寒冷的人情。
这一刻，罗聘或许真的“开眼”了。他画了一辈子的鬼，到头来才发现，最可怕的根本不是鬼。他笔下那些贪婪、虚伪、势利的形象，哪里是阴间的怪物，分明就是这阳光下活生生的人。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的达官显贵，剥去那层人皮，内心比饿鬼更贪婪，比厉鬼更无情。鬼只会吓人，而人会吃人。
带着满身的债务和破碎的心，罗聘狼狈地逃回了扬州。晚年的他性情大变，不再画鬼，转而潜心画佛。那双曾经狂傲的碧眼，变得浑浊而沉寂。他用余生在佛像的慈悲中寻找慰藉，试图洗刷掉在京城沾染的俗尘。他留下的《鬼趣图》，不再是猎奇的玩物，而是一部披着神怪外衣的社会批判书。
一百多年后，鲁迅在读到《鬼趣图》时，发出了一声冷笑。他说哪里有鬼影子，不过是一些怪人而已。鲁迅看懂了罗聘，因为他也看到了那本写满“吃人”二字的历史书。罗聘画的不是迷信，是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底色。在繁华的表象下，是腐烂的人心和扭曲的社会关系。罗聘用谎言编织了一个鬼的世界，却无意中揭开了人的真相。
我们总喜欢在历史中寻找盛世的荣光，却往往忽略了光亮下的阴影。罗聘的故事像一根刺，扎破了那些美好的幻象。他那双碧眼看到的东西，也许从未消失。当你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看着那些西装革履、谈笑风生的人群，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个利益至上的时代，那些贪婪的“鬼”，是不是依然披着人皮，正若无其事地站在我们中间？如果是这样，那真正的地狱，恐怕不在地下，而就在这繁花似锦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