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的一天夜里，成都的雨下得瓢泼，邓华被突如其来的通知叫回招待所开碰头会。厅里的黄灯闪烁，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低声提醒：“彭总可能来四川，你有什么想法？”邓华沉默数秒，轻轻吐出一句：“还是把我调开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牵连更多人。雨水拍打窗棂的声音，把他拉回六年前那段始终挥之不去的记忆——一张简单的请调清单与两支手枪，既沉甸甸，又烫手。
时间拨回1959年7月。庐山会议进入胶着期，关于“大跃进”的争论愈演愈烈。7月23日晚，邓华在宿舍里翻阅《战例研讨》，门突然被推开，有人小声告诉他：“彭总的意见被定性为‘右倾’，风向不妙。”这一句提醒，让身为沈阳军区司令员的他心里咯噔一下。8月初，会议尘埃落定，彭德怀被免的决定传到东北，紧接着，邓华也接到撤职命令——从此不再掌管百万雄师，而是“待分配”。
收拾行装那天是9月8日，沈阳已略带寒意。邓华把要带走的物件列成清单递交军区机关：衣物一箱，书籍一箱，文件若干，外加“自卫手枪二支”。这两支枪来头不小：一支是也门王子1956年送的意大利贝瑞塔，另一支是1957年苏联国防部赠送的托卡列夫。照军内规矩，离职干部不得私带武器。政委赖传珠翻到这条时皱眉：“老战友，这条真够棘手。”身旁的陈锡联接过纸条，想了想：“枪是人家礼物，象征意义大，再说邓华的上将军衔还在。真卡着不让带，既不近人情，也不利于今后工作。”几人交换眼色，最终决定默许。赖传珠叹了一句：“算了，让他带吧，先把枪封存，等他复出再说。”清单被批了“准予携带”，但批条只存档不外传，这才避免了更大的麻烦。
1959年10月，邓华到北京报到。临行前，他对随员轻声嘱咐：“枪放最底层，别显眼。”列车穿越北大荒，车窗外草木渐黄，他却没工夫感怀，一心琢磨新的岗位。两周后，中组部通知：调往四川省，任副省长。军人出身的他一句怨言也无，只说了四个字：“照拂老区。”到成都后，他常背着挎包下乡，跑水电、看堤坝、问粮情。地方干部听说他当过志愿军副司令，先是拘谨，后来发现这位副省长说话直白、爱蹲炕头，气氛很快活络。
1965年深秋，彭德怀奉命来川主管三线建设。消息在小范围传递，邓华心里五味杂陈。那一夜，他和廖志高的对话不过寥寥数句，却透出浓重顾虑。能否相见？见了是否再惹是非？答案谁也给不了。半个月后，彭德怀抵成都，被安排在永兴巷七号。一天午后，彭总出了院门，走到半途又折回。他对警卫员笑了笑：“算了，不去了。”没人提起目的地，但大家都懂——那是邓华的住处。两位上将面对同样的风雨，选择了沉默。
1966年起形势陡转。邓华被隔离谈话，原本封存在家中的两支手枪被登记收缴。他没有争辩，只交代：“好好保管，别丢。”十年里，他先后到工厂、农场“接受再教育”。有人问他怕不怕？邓华摆手：“活着就有机会，别怕。”一句话，说得云淡风轻。
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局势拨云见日。翌年8月，军委任命邓华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重返绿军装。重入阔别多年的作战研究室，他第一件事是把退伍期间的读书笔记摊在桌上，补习导弹技术、电子对抗，“得跟上趟，别让人说老将跟不上时代。”同僚看他白发添了不少，却依旧雷厉风行。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华郑重提出平反请求。文件流转、调查取证、层层签批，一年多后，中央正式发文澄清历史。收到通知时，他已因肝病住进301医院。病榻前，洪学智握着他的手，刚说了句“老邓，好消息”，他眼眶就湿了。“还想再做点事，可惜……”声音微弱，却依旧铿锵。
临终前，浦安修带来一只磨得发暗的金质烟盒，上面有一行浅浅的刻字：1928—1959。她轻声道：“彭总让我们一定交给你。”邓华抚摸着烟盒，良久未语，只是把它放在枕边。1980年7月3日清晨，伴随着微弱的蝉鸣，这位战功卓著却命途多舛的老兵走完了70年的跋涉。病房桌上，那只曾在朝鲜战地传递过香烟与战局的金盒，静静闪着暗金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