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北京海军医院里，72岁的开国上将王建安躺在病床上。
他突然提出让老伴拿纸笔来记下:
老将军一字一顿，声音不大，却像当年在济南城下下达总攻命令时一样不容置疑。老伴牛玉清知道他的性子，含泪一字一句的记了下来。
这就是王建安立下的“五不”遗嘱。
他停顿片刻，又补充道：“骨灰也撒到田里施肥。我这一生吃了老百姓太多粮食，最后还他们一点养分。”
老伴想说些什么，但看着王建安那双依然清亮的眼睛，她郑重的说道：“都依你。”
牛玉清和王建安是从枪林弹雨的革命中一路走来的，几十年的相濡以沫，牛玉清知道他的“倔”，她只能红着眼眶默默地在医院陪着他。
要理解王建安的“倔”，湖北他的家乡黄安（今红安）说起。他1908年出生一个穷苦人家，靠乞讨度日的穷孩子，17岁就参加了黄麻起义，从此把命交给了革命。
1927年的那个寒夜，王建安跟着起义队伍攻打黄安县城。他个子虽然不高，却浑身是胆，敢打敢冲。起义失败后，他跟着队伍上了木兰山，开始了游击生涯。
此后的二十年，王建安从班长、排长一直干到红四军政委。1935年，他与许世友成为军政搭档，许世友管打仗，王建安管政治，两人配合默契，把红四军带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
但是，1937年春天的延安，一场风波改变了两人的人生轨迹。
当时，抗大正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由于方法简单粗暴，许多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牵连。这也让许世友非常不高兴，在一次批斗会上气得吐了血，住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许世友越想越气。他于是联络了王建安等一些老战友，打算离开延安去四川巴东打游击。
作为政委的王建安，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如果真的一起离开，红军不团结一心，这样会影响革命事业。经过一夜辗转反侧，为了革命，为了战友，王建安还是决定向上级汇报。
事后许世友等人被拦了下来，也受到了批评。后来毛主席亲自出面协调，让大家心服口服，但许世友与王建安之间，却结下了一道裂痕。
此后十几年，两人来往甚少。但是两人都是朝同一个方向，都是对党和革命忠心不二的。
其实王建安这样做也是为了大家好，还一度被误解，但他从未辩解，只是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1948年的西柏坡，毛主席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指着济南说："这地方要拿下来！"
当毛主席点将时，在场的军委领导都没想到，他点的是许世友和王建安。
毛主席知道两人有些隔阂。但他更知道，许世友善攻坚，王建安善谋略，这两人搭档，是拿下济南的最佳组合。更重要的是，他想借这个机会，化解两位爱将的心结。
毛主席把王建安叫到窑洞，开门见山："建安同志，打济南，我准备让世友同志任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你看怎么样？"
王建安立正敬礼："坚决服从命令！"
"有情绪没有？"毛主席盯着他的眼睛。
“没有！我一定配合好世友同志，把济南拿下来！”王建安回答得干脆利落。
听到这个回答，毛主席非常满意，也非常放心了。
从西柏坡出来，王建安直接去了胶东。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许世友和王建安配合的非常好。
许世友在前线吼着要炮火支援，王建安在指挥部冷静调度梯队。一个刚猛，一个缜密；一个冲锋陷阵，一个运筹帷幄。
这对"冤家"配合得天衣无缝，仅用8天8夜，就全歼了敌人的10万精锐，活捉对方主将。
战役胜利结束那天，两人心照不宣的笑了，喝酒畅聊，谁也没提当年的事。
济南战役，不仅打开了华东战局，也修补了两人之间长达十年的裂痕。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作为正兵团级将领，他是有资格担任大军区正职，但他却长期担任副司令员。
1954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先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因历史原因，1956年补授的开国上将，但是他从来没有过怨言。
有部下曾为他抱不平：“老首长，凭着你的老资格，不能老是当配角呀。”
王建安却严肃批评了这种想法：“我们都把位子占着，那还要什么革命接班人。” 叶剑英元帅后来特别赞赏道：“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王建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近乎苛刻。他下部队视察时，最反对前呼后拥。1977年初夏在厦门某军视察时，军、师领导准备陪同，他一脸不悦：“你们来干什么？”对方说带路，他反问：“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
有一年夏天，王建安不打招呼，带着草帽去某部视察。
他提前半小时到了连队食堂，正值开饭时间。他拿起一个战士的饭碗看了看，又用筷子扒了扒菜盆，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把你们连长叫来！”
连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才认出了这位“老百姓”正是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王建安说：“战士训练这么辛苦，就吃这个？这菜叶子都黄了，肉呢？”
当然，王建安并没有处分连长，而是坐下来，和战士们一起吃了一顿饭。临走时，他对连长说：“我不是来挑刺的。但战士们父母把孩子交给国家，咱们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保家卫国。这顿饭，我吃得心疼。”
还有一次，王建安视察某装甲团。
他一脚踹开靶场旁的假壕沟，厉声质问团长：“这沟挖得像景观工程，战场上敢糊弄敌人？”
团长站在原地，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从那以后，海军系统的训练场都知道，王副司令员动真格的时候，连军长都怕。
王建安的严厉，不仅对工作，更对自己。
他住的是老旧的单元房，墙皮脱落，家具掉漆。卧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床是用几条木板拼接而成，架在两个长条凳上。家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旧收音机。
1979年，李先念主席来看望他，推开门愣了半天。摸着那张硌手的破沙发，李先念眼泪哗哗往下掉："老战友啊，你对自己太狠了，你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王建安却笑着说："这比当年睡战壕强多了。国家还不富裕，能省一点是一点。"
对家人，王建安同样“不近人情”。
五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没有一个在他身边。有亲人曾试探着问：“能不能调一个孩子回北京？你们年纪大了，也好有个照应。”
王建安一口回绝：“我活着，子女一个都别想调回来！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给自家谋福利的。”
大儿子想调回北京，托人找父亲说说情。王建安拍着桌子批评道：“你想回北京，凭自己的本事考回来！打着我的旗号办事，门儿都没有！”
他把自己和家人的特权这扇门，焊得死死的，连窗户缝都没留。
1980年7月25日傍晚，王建安在家里停止了呼吸。按照他的遗嘱，没有通知任何战友，没有开追悼会，没有设灵堂，没有挂遗像，没有放哀乐。只有老伴牛玉清、几名子女和值班医生在场。
家人含着泪遵照老将军的遗嘱，办理了他的身后事。
直到8月，消息才渐渐传开。
1980年8月，《解放军报》在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一则短讯：公布了王建安同志病逝的消息。
许多老战友捧着报纸当场愣住，互相打电话确认："原来是王老走了！"然后，便是长久的沉默和哽咽。
而远在南京的许世友，直到1980年9月，陈锡联才在闲话家常中把噩耗告诉他：“老许，王建安七月底走了。”
电话那头出现了五秒钟的真空。随后，许世友粗重的呼吸声传来，接着是一声低吼："这家伙真是招人恨啊！"
陈锡联愣住了，以为许世友还在记恨当年的事。但紧接着，他听见了许世友的哽咽：“恨他走得这么安静，恨他连最后一面都不让见，恨他一辈子都这么不近人情……”
许世友红着眼眶委托陈锡联向王建安家屬转达了问候。
后来王建安的老战友们，一个个对着他空荡荡的办公室敬礼。他们敬的，不仅是一位上将，更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那个在济南城下指挥若定、在朝鲜战场跟美军硬刚、一辈子把“不搞特殊”刻进骨头里的王建安。
1980年8月，王建安的骨灰被悄悄带回山东老家，撒进了农田里。
没有车队护送，没有鲜花簇拥，只有几个家人，在晨曦中完成了老人最后的遗愿。那片土地，是他魂牵梦绕的归宿，也是他最后回馈给人民的“养分”。
今天，当我们回望王建安的一生，会发现他的怪和狠，其实就是一面镜子。
在那个新旧交替、人心浮动的年代，有人忙着跑关系、争待遇、补发工资，有人把葬礼当作最后的待遇。而王建安，却在争分夺秒地写调研报告，在病床上部署“五不”遗嘱，用最极端的自律要求自己。
王建安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因为他而升迁，都在基层当工人、当教师。但他们理解父亲——那个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给组织添麻烦；宁愿走得悄无声息，也要保持共产党人纯粹底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