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被新华社快讯迅速传遍全国。广播里一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刚落，人们的心脏同时重重一跳。尘土尚未散尽，六年前那场围绕“究竟造不造”的争论，再次鲜活起来。
把时钟拨回1959年初夏。中苏之间原本若即若离的同盟，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摩擦骤然发冷。6月，新中国决定独立推进“596工程”。同年，苏联专家成批撤离，北京机库里只留下厚厚一摞俄文图纸。钱学森蹲在实验室门口抽掉半包香烟后说：“这条路走得通。”
外交部长陈毅正在外事场合频频受问。有一次，他面对东京记者团，挥手阔谈：“他们笑我们穷，我们就穷给他看？就算脱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话音落地，记者席一片寂静，闪光灯却狂闪。这个带着四川口音的“脱裤子论”，翌日被译稿送到香港。
香港铜锣湾，《明报》编辑部里纸烟弥漫。主编金庸拍案：“要裤子不要核子！”翌晨，四个黑体大字挂上头版。他在社论里质问：“民众连裤子都穿不上，谈何威慑？”还搬出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作论据，断言“小国核武不具实战意义”。读者来信铺天盖地，有人拍手，有人破口大骂。
外电把两人比作硬币两面：一面是“为国铸剑派”，另一面是“先吃饱饭派”。对立并非新鲜，难得的是声量之大——一个是功勋元帅，一个是热销武侠作家，观点直抵街头巷口。
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听说社论后，并未恼火。几天后与廖承志小聚，他举杯笑道：“查先生骂得好，穿裤子确实要紧。”紧接着补一句：“但裤子与核子，两样都得要。”酒桌气氛顿时轻松。廖承志玩笑：“老总，要不再给对方写封信？”陈毅摆手：“不写，实践是最好的回信。”
两位当事人同年不同路。1924年出生的金庸出身书香，先在《大公报》练笔，后自办《明报》，靠剑气江湖圈粉；邓稼先、黄旭华、于敏也都是二十年代中期出生，却一头扎进戈壁、深潜实验船舱，不见报而默默无闻。路径选择，往往决定了立场，甚至决定了语言的腔调。
时局却不等人。1960年，西方扩大对华技术封锁。没有任何外援，新中国科研体系只能自给自足。远在青海的爆炸试验基地，职工的棉制服上补丁连片，但试验日程仍照表推进。有人拿起铁饭盒嚷：“先吃饭，再炸弹！”旁边工程师抿嘴：“不炸弹，饭盒迟早被人掀。”五句话，道尽生活与安全的张力。
民生与国防究竟孰轻孰重？答案并不靠口号。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骤起，边境部队在高原缺氧中苦战；同年，苏军在古巴与美军核对峙。一次又一次的外部惊雷，令国内对“原子弹要不要”的讨论渐趋沉默。危机越近，人们越愿意掂量那枚超级炸药带来的谈判筹码。
1964年首爆成功，毛泽东对来访外宾谈及核武轻描淡写：“最好谁也没有，有了就不吃亏。”这句中策论，与陈毅“核子与裤子兼得”遥相呼应。事实也证明，爆炸之后，西方国家在外交场合的语气明显放缓，中国代表席位多了一分底气。
回看金庸的文字，若只抽离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口号，确实容易获得共鸣。可那一年大陆的财政收入中，国防经费并未高得离谱；粮棉油紧张，却也未到“全体无裤”境地。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并非与民争食。罗布泊基地自带荒凉，来回交通要靠驼队；科研人员的津贴，也只是城镇平均工资略高半成。说他们“坐吃民膏”并不合账。
金庸后来在《神雕侠侣》里让郭靖喊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少评论家发现，1959年以后的金庸作品，民族存亡的重量感逐渐加深。《倚天屠龙记》对火药的倾慕、《鹿鼎记》对红衣大炮的注视，无不透露他在两岸关系、国际局势中的新思索。是否受陈毅言辞触动，无凭无据，但文字已是证据——“只要不做奴才，其余皆可谈”。
1966年，陈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总结早年那场笔仗：“辩论有用，促人深思。”言罢朗声：“服装厂要扩，兵器厂也要扩。”人群中爆出笑声，语调却不散漫。“闹中取利”，正是外交家兼军事家的务实态度。
核子已成，裤子亦渐加厚。到1978年，中国人均棉布配额翻了数番，第一批自动化纺织机在上海投产。社会舆论再谈核武时，情绪明显温和，更多议题转向经济改革与家庭收入。那段尖锐交锋，成为历史剪影。
有人问：“若再来一次，你站哪边？”答案其实不必外求。时代条件不同，抉择标准便不同。可有一点恒定：安全屏障永远是生存的底线；丰衣足食，则是人民对幸福最朴素的诉求。“两手都要硬”，一句老话，道尽复杂抉择中的质朴逻辑。
于是，1964年那朵蘑菇云没有淹没针脚，也没有遮住饭锅的炊烟。它只在天幕上刻下四个字——底气，从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