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的华北前线，硝烟逼人。一个身形挺拔的中校正从晋冀交界的阵地走出，灰土尚未拍净，他的名字却已在两年前因“团长杀妻”案遍布报端——张灵甫。许多士兵只记得他冲锋在前，却不知道这位黄埔四期高材生原本“死”过一次。
时间拨回到1935年腊月二十九，这一天的西安灯火摇曳。张家老宅内却静得瘆人。一声枪响划破夜色，年轻的吴海兰倒在血泊里，年仅二十二岁。清晨，斜阳照进院子，张灵甫神色冷漠地被宪兵带走。西安城口口相传：团长手刃发妻，理由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红杏出墙”，有人说是“泄密通敌”，但没有确凿证据，只有死无对证的吴海兰。
案情曝光后，报纸用黑体大字排印“张团长弑妻”，茶楼酒肆议论纷纷。最愤怒的，当属吴海兰的兄长吴正有。为了讨回公道，他从湖北赶到西安，先堵胡宗南司令部大门，被卫兵推倒在雪里；再找张父评理，只得到一袋银元；最后孤注一掷，闯进小雁塔旁的少帅府。
“张团长已坏了军纪，请少帅明鉴！”吴正有声音嘶哑。屋内，张学良默然，于凤至却怒拍扶手，“不能因他是黄埔子弟就轻纵！”她随即致电南京，向宋美龄说明原委。蒋介石听到“黄埔四期杀妻”几个字，当场摔碎茶盏。命令很快下达：押张灵甫赴宁，军法从严。
然而，命令落地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押解途中，洛阳酒楼请他题写匾额，奉上三十块大洋；开封商会送来五十斤花生糖，称赞“抗日栋梁”。一路高车肥马，看不出凶犯半分窘态。抵达南京军法处，值勤官低声嘟囔，“同校同袍，谁真敢开枪？”于是案件划下斜杠：死刑，缓期——无限期。
舆论并未因此熄火。上海《新闻报》连续十七日追踪报道，北平学生社团贴了大字报“还吴海兰清白”，但更多人疑惑：为何少帅府没把案子办到底？张学良后来向幕僚叹息，“西北局势紧，部队要人，我不能破坏团结。”这句话流出，引人联想：西安事变前夕，东北军、中央军、地方军阀角力胶着，任何一起大案都可能被政治角力吞没。
于凤至没放弃，她托上海律师团整理卷宗，补充证据，奈何关键证词被一条“机密”封条锁进保险柜。军事法庭以“证据不足”维持缓刑，案卷加盖“暂结”。这一“暂”，便是两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王耀武急缺敢打敢冲的团长，飞抵南京求情。陈诚点头：“前嫌可先搁一边，让他上战场立功。”张灵甫随即“戴罪”出狱，换上新制军服，直接赶往前线。南京码头上，护送宪兵小声嘟囔一句：“这就算赦了？”张灵甫侧头淡淡答：“国家需要我。”
不得不说，战场确实为他遮掩过往。淞沪会战，南口阻击，他屡次负伤仍冲锋，报纸改写口风，称他“虎将”。但“杀妻”二字如影随形，旧友聚餐，总有人有意无意提起，气氛随即凝固。张灵甫始终语气僵硬：“军中无私事。”可每当夜深，他独坐军营，不让任何人靠近。
1947年5月16日，鲁西南临沂北，待援无果的张灵甫在孟良崮阵地被击毙，年仅44岁。他的个人结局与案卷一同尘封，但关于吴海兰、于凤至、张学良的对话却被后人翻检，成为研究民国司法与军政博弈的独特切口。
有意思的是，1949年初南京政府最后一次清点军事法庭旧案，“张灵甫弑妻”卷宗被标记“存档，勿动”，原因一栏写着：当事人已殁。本应严肃的法条，终究敌不过那个年代屡见不鲜的“维系团结”四字。
试想一下，如果1935年冬天的西安司法能够独立行使，张灵甫可能在黄土高原的一堵墙边结束生命；抗战前线将少一个悍勇团长，外界也许多一个为妻子伸冤的判例。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一份份被翻旧账时才透气的案卷。吴海兰沉睡黄土，于凤至远赴美国疗病，张学良在檀香山度过半生幽禁。案卷里的名字，终成各自宿命，却也折射出那个动荡年代对“法”与“权”天平的无奈摆动。
张灵甫在战场赢来勋章，却未能给死者一个说法；于凤至的正义呼声震耳，却阻挡不了政治考虑的闸门；张学良的那句“我不能破坏团结”，成为后人解读此案的钥匙，也显现了乱世选择的残酷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