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帝城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瞿塘峡西口的白帝山上,地处瞿塘峡口,东望夔门。白帝城因其天生易守难攻,成为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摄影|魏启扬
从先秦的巴楚争雄到当代的工程奇迹,长江三峡的“咽喉”功能历经三千年沧桑而绵延不绝。从古代的军事要塞(白帝城)、近代的经济命脉与民族屏障(三峡航道)、现代的综合枢纽(三峡工程),三种形态层层递进,既延续了其地理核心的本质特征,又根据时代需求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
古代人力咽喉白帝城:
亦天险,亦要塞
白帝城,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瞿塘峡西口的白帝山上,扼守长江三峡之首——瞿塘峡的出口,自古以来便是“控荆楚而引巴蜀”的战略要地。其地势险峻、江流湍急,山高峡深,天然构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军事屏障。
白帝城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巴、楚两国均为长江流域重要的诸侯国,春秋末至战国初,双方为争夺长江上游控制权屡起冲突。《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瞿塘峡口就成为巴国抵御楚国西进的前沿阵地,设有扞关这一重要军事屏障。
西汉建立后,中央政权进一步强化对这一区域的控制,《汉书·地理志》记载,鱼复县(今奉节)设于白帝山,并置“江关都尉”镇守水道,形成“城随山立,关依峡设”的军事布局,奠定了白帝城作为长江上游门户的地位。
长江三峡奉节白帝城广场诸葛亮像 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真正使白帝城声名远扬的,是三国时期的夷陵之战与永安托孤。公元222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亲率大军东征孙吴,却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危急关头,刘备退守白帝城,依托瞿塘峡天险收拢残部,稳住阵脚,在此建立永安宫以固守。次年病逝前,他将后主刘禅托付诸葛亮,上演了千古传诵的“白帝托孤”。这段分析揭示了白帝城作为三峡西口的战略价值:它既是外部势力进攻巴蜀的必经之路,也是巴蜀政权退守自保的最后屏障。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缘优势,使其成为三国时期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节点。
白帝庙是一座跨越千余年的古老庙宇,从东汉初至明朝,供奉多位历史人物,最终定格为祭祀三国刘备及其忠臣的殿堂,是长江三峡地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摄影|黎明
白帝城的军事地位在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持续强化。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陆腾平定信州蛮乱后,因白帝城易守难攻又控制水道,恐其再为蛮僚所利用,遂“于刘备故宫城南,八阵之北,临江岸筑城,移置信州”,进一步加固了城池防御设施。至南宋末年,面对蒙元铁骑南侵,白帝城成为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关键一环。淳祐二年(1242),为构建完整的抗元防线,夔州治所再次迁回白帝城,“以便与钓鱼城等形成一套山城防御体系”,共同抵御蒙元军队的进攻。另有考古发现证实,南宋时期的白帝城规模宏大,“纵横7000余米的古城墙”依山傍水、凭高控深,同时配有“一字墙”、烽燧、锁江铁柱等先进防御设施,构成了“城-关-江”三位一体的完整军事攻防系统。这种将自然地形与人工防御完美结合的建设模式,正是古代“人力咽喉”的典型特征——以地形补人力,凭借天险构建起稳固的战略防线。
近代经济和军事咽喉:
保经济,屏列强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长江流域因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而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三峡航道也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通道。
1876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其中明确规定“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此举的核心意图并非仅仅开放一个通商口岸,而是要打通宜昌-重庆内河航段,进而控制长江上游经济腹地,掠夺四川盆地的茶叶、药材、木材等战略资源。三峡天险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轮船通行,但也因此成为保护四川免受列强全面殖民渗透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从赤甲山顶的三峡之巅向西远眺,瞿塘峡和白帝城尽收眼底。白帝城是长江三峡历史演变的见证者,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跨越的见证者。摄影|黎明
这一屏障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顶峰。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三峡地区成为拱卫战时首都的最后防线,而白帝城所在的瞿塘峡与西陵峡石牌要塞遥相呼应,构成了完整的三峡防御体系。1943年,日军发动鄂西会战,企图突破石牌要塞,溯江而上攻占重庆。石牌位于西陵峡西端,距白帝城约200公里,同属三峡天险的核心区域,中国军队依托三峡险峻地形,构建起多层次防御体系,海军在石牌设置第一炮台,陆军则利用崇山峻岭展开伏击,成功粉碎了日军西进的战略企图,此役被史学界誉为“东方伏尔加格勒保卫战”。
三峡中的信号台。川江信号台是是川江上特有的助航设施,起源于古代举旗击鼓的导航办法。1915年,英国人蒲兰田在万县孤摊设立了第一座现代信号台,此后信号台逐渐增多并不断升级设备,20世纪后,随着三峡蓄水工程与航道改善,大部分信号台被拆除,目前仅余20多座信号台伫立两岸。图片来源 | 长江重庆航道局宣传处
此外,尽管白帝城并非此战的主战场,但其所在的瞿塘峡作为三峡最险要的地段,构成了整个防御纵深的西端支点。一旦石牌失守,白帝城将成为阻挡日军西进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现代工程咽喉:
天险不再,提供服务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对长江的治理进入全新阶段。三峡工程的论证与建设,标志着人类对“长江咽喉”的认知与利用迈入全新高度。工程选址于西陵峡三斗坪,其核心目标之一正是彻底解决三峡航道千年险阻,实现对整个长江上游水系的综合调控。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开工。 资料图片
坝址选定三斗坪并非偶然,而是经过长期科学论证的结果。三斗坪几乎集中了国内外所有高坝坝址的优势:一是基岩为优质花岗岩,适宜修建高坝;二是地处弱震区,地质稳定;三是河谷开阔,右岸有中堡岛,便于布置大坝、电站、船闸等设施,有利于施工导流与航运维持。坝址的选定,从根本上保障了三峡工程的安全与效益,成为“工程咽喉”的核心基础。
2006年6月16日,三峡双线五级船闸通航。摄影:王连生
三峡工程采用175米坝高方案,这一设计经过了反复论证与优化,是防洪、发电、航运与库区移民安置等多个因素间综合考虑取得的最优平衡。这一方案在水资源利用、能源生产与内河航运三个维度,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将长江的自然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长江中下游历来是洪水多发区,历史上“十年九涝”,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175米坝高对应的总库容达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工程建成后,长江中下游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江中游的洪水威胁。发电功能为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提供了强大支撑。三峡水电站安装32台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年均设计发电量约882亿千瓦时。这些清洁水电输送到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区,有效缓解了我国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的矛盾。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不仅保障了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更推动了我国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航运改善是三峡工程的又一重大贡献。传统三峡航道险峻,滩多流急,通航能力有限。三峡工程建成后,通过双线五级船闸和垂直升船机,彻底改善了川江航道条件。船闸可通过万吨级船队,升船机过坝时间仅需40分钟,使长江真正成为“黄金水道”,极大地促进了长江上游地区的物资流通与经济发展。
三峡工程泄洪 摄影:郑斌
(竖图请横屏观看)
三峡工程的本质,是将自然天险转化为服务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枢纽。它不再是依赖“人力咽喉”的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塑造一条安全、高效、绿色的“工程咽喉”。三峡工程的建成,使三峡地区完成了从“自然天险”到“工程咽喉”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功能上的升级,更是发展理念的跨越。现代的“工程咽喉”聚焦于资源利用与国家发展,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革。
如今,长江经济带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三峡地区依然是核心节点。作为长江的咽喉,它连接着上游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下游的长三角一体化,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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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左凌仁 王旭辉
美编:刘彬跃
校对:段海英
审核:任 红
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