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整理自《全球胜任力》新书发布会周咏梅教授演讲
《全球胜任力》的出版,对我和几位合作者来说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但我们更在意的,是它能否促使更多人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以及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
为什么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全球胜任力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完成了一次极为罕见的发展跃迁。
但如果把视野放到全球,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整体改善的图景,而是全球南方正在发生深刻分流:一方面,一批国家实现了持续增长与国家能力的显著提升;另一方面,仍有大量低收入、体制脆弱国家,长期被困在贫困、冲突与治理失灵相互强化的轨道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既体现在南南合作与多边框架中,也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实践,直接进入具体的发展情境。
在这样的世界里,发展合作面对的,已不再只是“有没有钱、有没有技术”的问题,而是能否在高度不同的制度、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把合作真正做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开始反复追问以下问题:
什么样的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持续工作、产生影响?
这种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教育系统、政府、企业和发展合作机构,如何系统性地去培养它?
我把这套能力,概括为“全球胜任力”。
这本书写的不是“成功”,而是“如何在复杂世界中工作”
《全球胜任力》并不是一本讲“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成功”的书,也不是一本抽象讨论全球治理理念的著作。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现场感、实践感和全球感。
它记录的是七位中国人在世界银行长期工作的真实经历——在非洲、南亚、东南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一线现场,在高度复杂、充满博弈与制度约束的环境中,他们如何理解问题、如何与人合作,又如何一步步把事情推进。
比如,在塞拉利昂的战后公共服务体系重建中,面对的是国家能力几乎从零开始的现实;又比如,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教育、能源、水资源和公共治理项目中,几乎每一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可行性与制度约束的问题。
(作者之一、水利专家李晓凯在东非)
如果你完整读完这七位来自不同专业领域作者的分享,就会发现:他们展现的,并不是零散的个人品质,而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学习、也被不断积累的能力。
我把这种能力概括为“全球胜任力”,并将它拆解为三个相互支撑的层面:
开放包容的心态;
扎实而有针对性的知识储备;
以及在复杂环境中促成合作的能力素养。
接下来,我想结合书中作者的实践,简单谈谈这三个层面。
开放包容的心态
全球胜任力的第一层面,并不是技术能力,而是一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
书中的作者,无论从事体制改革、能源转型、水利工程,还是教育与金融,都反复面对一个现实:发展政策过程充满博弈,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真实矛盾,文化差异、历史记忆和现实不信任感,始终存在。
在这样的环境中,开放包容意味着:
愿意认真对待不同观点,而不是急于判断对错;
能够理解他国政策选择背后的历史与现实约束;
并且对全球公共利益和长期发展结果怀有真实的责任感。
多位作者提到,真正有效的合作,往往始于信任。而信任,来自于尊重、倾听和长期一致的行为。
(周咏梅教授与在塞拉利昂工作时的伙伴Lara Taylor-Pearce,2011 年 Lara 担任塞拉利昂审计长,因对反腐败做出的卓越贡献而享誉非洲)
有针对性的知识储备
全球胜任力的第二层,有针对性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对发展逻辑的理解。
这里的知识,不是泛泛的国际常识,而是对不同国家发展路径、制度结构和现实约束的深度理解。
书中的几位作者,虽然专业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至少在一个领域内,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差异性有系统认识。例如:
能源转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财政约束与政治承诺;
水利工程不仅是工程问题,还涉及移民安置、生态修复与社会稳定;
教育改革不仅关乎课程设计,更与国家能力、教师体系和文化认同密切相关。
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问题往往不在于“不知道什么是好政策”,而在于这些政策在既有政治和制度环境中,并不可选、不可行,也难以持续。
因此,知识储备不仅是懂政策,更要理解决策者面对的约束。
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面对的第一类约束,是政治可行性。在社会高度碎片化、政治竞争呈零和特征的国家,许多长期回报高的发展型政策,在政治上并不构成理性选择。精英更容易通过短期分配或身份政治巩固支持,而非推动结构性改革。
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面对的第二类约束,是制度执行与国家能力。即便形成一定发展共识,官僚能力不足、执行碎片化、以及对外部项目体系的依赖,也常常使政策在落地过程中被弱化甚至扭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验需要被重新理解。中国的成功,并不只是因为选择了“更优的政策”,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了一种让发展在政治上可选、在制度上可行,并能够长期持续的治理结构。
本书中几位作者的实践反复说明:真正有效的发展合作,不是替对方设计一个“最优方案”,而是帮助他们在既有约束下,找到一个可以向前推进的现实路径。
所以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价值,不在于“给答案”, 而在于如何与对方一起重构问题、松动约束、创造空间。
(2010 年 5 月 22 日周咏梅教授在巴米扬出差,与地方政府研讨阻碍公共服务提高的体制因素)
在复杂文化和政治文化中,推动国际合作的能力素养
全球胜任力,最终要落脚在行动能力上。这包括:
跨文化沟通与谈判能力;
在多元团队中建立共同目标的能力;
在高度约束条件下,把愿景转化为可执行方案的能力。
在阿富汗战后重建、巴基斯坦工程移民、非洲电力危机应对等场景中,领导力,体现在能否理解他国现实、能否影响他人、组织团队,并在高度约束的环境中,与合作方一起找到破局之道。
领导力并不是到了领导岗位才出现的能力,而是贯穿于政策谈判、项目执行和日常协作的每一个细节。
而这种领导力不是一次培训就能学会,而是在做事过程中,一点点锻造出来的。
这本书是对读者的一个邀请
总结一下,开放包容的心态, 扎实而有针对性的知识储备,以及在复杂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推动国际合作的能力素养,这些构成“全球胜任力”。
对我们作者来说,这本书不仅是对自己多年在世界银行成长经历的回顾,更是向大家发出的一个邀请——走出中国,走进发展中国家,去理解、去体验、去积累自己的全球胜任力。
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意识到全球胜任力不是遥不可及的标签,而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培养、被积累的能力;
如果有人因此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选择、学习方向或世界角色;
如果有人愿意走向更复杂的世界,理解更多元的人类处境;
那么,这本书就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
我想特别对年轻朋友说几句话。
今天的中国,聪明、勤奋、有能力的年轻人非常多。但你们也面临一个现实:优秀的人越来越多,传统意义上的“好赛道”越来越拥挤。而全球发展,恰恰相反。这里的问题极其复杂,环境极其艰苦,反馈周期很长,短期回报并不显性。因此,它不天然吸引大量逐利者。但正因为如此,它为那些愿意承担挑战、愿意长期投入的人,提供了极大的成长空间。
在书中,这些世行专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经历:他们最重要的能力,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而是在一次次失败、妥协、调整中形成的。
如果你渴望一种人生选择:能够真正理解世界的复杂性;能够在真实问题中锻造判断力;能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从与他人的合作中重新认识“自己来自哪里”;那么,全球发展并不只是一条“理想主义”的道路,也是一条具有高度挑战性且深远回报的道路。
对走向全球南方的企业家而言,它意味着:对正在、或者即将走向全球南方的中国企业家来说,也许你并不是做“发展”的。你关心的是市场、供应链、风险、合规、效率。但当你真正进入全球南方国家,你会发现,你每天面对的,都是发展问题:劳动力技能不足;基础设施不稳定;地方治理能力有限;社区关系高度敏感。
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家精神本身,就具有发展意义。你是否能够理解他国政策选择背后的历史与现实约束;你是否对当地的长期发展结果怀有责任感;你是否能够与当地合作者一起,创造更具韧性的共赢结构。在一个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中,是否具备这三层能力,将直接影响你能走多远、走多稳。
结语:本书的价值,将由读者来完成
我们希望它不仅让你理解全球胜任力,更激发你去思考、去行动——无论是职业选择、学习方向,还是对世界的参与方式。
每一次跨文化沟通,每一次在复杂环境中解决问题的尝试,都是你全球胜任力的一次锻造。走出去,走进去,把理解变为能力,把能力变为行动。只有这样,这本书里的经验,才能真正在你的行动中落地。
内容简介
当下,中国需要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具有影响力的“引领者”,以中国方案推动共同发展,致力于构建共享和平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各个领域都要有一批具备专业素养、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高端人才,作为桥梁纽带,也就是需要一支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队伍。《全球胜任力:世行专家的实践与成长》一书即瞄准了这一国家战略人才需求。
本书收录了七个故事,由七位在国际发展领域积累了超过二十年经验的资深中国专家撰写。这些专家分别来自经济、能源、教育、水利、体制建设、多边发展金融机构治理及绿色金融等七个领域。他们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反思全球胜任力的成长过程,展示发展项目的复杂性、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以及国际组织在内外部挑战中的应对策略。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个人的职业成长历程,也反映了全球发展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变革趋势,以及国际发展事业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
本书是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相关课程的参考书,不仅适合有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的院校、机构作为教学参考书,也适合有志于从事国际发展事业的年轻人阅读,还适合政府部门、企业国际化部门从业人员阅读。
作者简介
周咏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实践教授、全球伙伴关系主任,深耕国际发展领域超过25年。她的职业足迹遍布非洲、南亚、东亚的多个中低收入和脆弱体制国家,为当地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与项自支持,推动全球发展实践落地。
周咏梅教授曾在世界银行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共同主编《世界发展报告2017:治理与法律》,并领导“冲突、安全与发展中心”智库,参与机构改革与国际合作战略制定。她的专业聚焦国家治理、后冲突重建与国际发展合作,长期致力于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和南南合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