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19日深夜，沈阳郊外的暴雨敲击窗棂，一张加急电报被送进军区作战室。电文只有一句话：曾思玉立即赴京听令。随后，一架伊尔-18起飞时间被写在下行电报里——7月20日清晨六点整。
曾思玉此刻正忙着整理秋季训练计划，满桌子作战地图。电话铃声把他拉回现实。接线员只说：“首长，请您马上到指挥所。”挂断后，他穿上雨衣就往外走。雨水灌进靴子，他却顾不上，心里琢磨：这么急，出什么事了？
到达指挥所，战友们神情凝重，没人多话。军区司令陈锡联把电报递给他。“老曾，中央有新任务。”陈锡联抿了口茶，欲言又止。曾思玉扫完电文，愣住，“为什么是我？”他刚想追问原因，又瞥见司令眼神示意，便把疑问硬生生咽了回去。
次日凌晨，雨还在下。曾思玉佩剑乘车赴机场，行李只有一只挎包和那本折角密布的《东北边防态势》。飞机起飞后，发动机的轰鸣掩住了所有猜测。七点四十分，机舱广播：“到北京西郊机场还有十五分钟。”他深吸一口气——心里清楚，未知远比战场枪声更难对付。
抵京后，中央首长直接交给他十九个字：“掌握军队，调整部署，稳定局势，做好大联合。”话音不重，却像铁锤砸在心口。首长特别叮嘱：“部队与群众不要对立，独立师要先行撤出市区。”简短指令，却已道出武汉眼下局势之危。
从首长办公室出来，他才得知前一日武昌、汉口两地几十万人上街，游行对立越演越烈。钢派与百万雄师互不相让，原司令部几乎瘫痪，军区、地方双双“停摆”。原军政主官已被留京审查，政务真空亟待填补。
傍晚，他与新任政委刘丰一同登机南下。机舱里，两人摊开地图研究兵力部署。刘丰忽然问：“老曾，你有把握吗？”曾思玉看了看窗外云海，只回一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两位将军硬朗的侧影在舱灯下投射出长长剪影，局势之重无需多言。这段简短对话，后来被警卫员记在日记里。
7月21日上午，飞机降落南湖机场。迎接的只有几名机关值班员，连军区大门口的岗哨都显得懈怠，空气里弥漫焦躁。军区办公楼里，司政后勤三大部门门窗紧闭，文件散落桌面，电话无人接。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指挥链：命令高炮团接管警戒，警卫营全天候值勤，通信处把所有线路逐一检修。
当晚，曾思玉主持临时党委会，做三项决定：一，独立师撤离市区二十公里外的蔡甸，调换由工兵团与军区教导队分段承担警戒；二，任何部队不得参与群众组织争执，不得携械进入闹市；三，新闻组连续广播“稳字当头”，统一口径，减少流言。这套措施后来被称作“蔡甸方案”。
有意思的是，独立师听到撤离命令时颇有情绪，担心被视为“示弱”。曾思玉亲赴师部，平静地说：“这不是后退，而是让矛头对空，把枪口抬高一寸。”一句话打消疑虑，部队当夜开拔。时任师长回忆：“老司令那双眼睛像夜路的探照灯，让人不敢含糊。”
紧接着，他把目光投向地方：湖北省临时筹委会陷于停滞，武汉市几乎日常运转困难。曾思玉索性挂牌“双主任”，一边处理军区事务，一边主持省革委会筹建。8月初，省革委会宣告成立，他被推选为主任。这个兼任虽然沉重，却为后来军地衔接奠定了基础。
秋天来临后，华中农田稻穗金黄，却没人组织收割。曾思玉跑遍孝感、黄冈等地，把空闲部队编组进“三秋生产服务队”。他在收割机旁大声吩咐：“抢天抢时，颗粒归仓！”一个司令员站在稻田里指挥劳作，在当时颇为罕见。《湖北日报》当年仅存的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他身穿雨靴、裤脚卷到膝盖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没忽视教育系统。9月下旬，武汉大学重开课堂，第一节政治课由曾思玉与校党委共同主持。他告诉学生：“课堂里有分歧很正常，但请记住，求真才是大学的天职。”那天讲坛上没有口号，只有还算平和的讨论，这在当时亦属难得。
经过整整一年多运转，钢派与百万雄师的公开摩擦逐渐降温。军区内部也进行干部复查，三分之一的基层指挥员重新归队。工厂逐步开炉，大桥上汽车往来不再稀疏。湖北全省粮食产量1968年比上年足足多出四亿斤，官方统计文件上写着“基本恢复正常”。
然而，局势好转并不代表曲终人散。1969年3月，中央决定对军区领导班子再次调整，以顺应“军队要进一步正规化”的要求。文件下来时，曾思玉人在江夏前沿工地，他沉默良久，放下电报说：“岗位本身没什么，一茬茬人接力干才要紧。”同年冬，他被确定调济南军区。
1973年12月，调令终于落实。离开武汉那天，长江码头站满了送行的干部战士。汽笛声里，他只说了一句：“大家好好干，长江水长，咱们总会再见。”随即转身登船。没有致辞，也没鲜花，朴素得像他来时一样。
回首六年，武汉军区从几乎停摆到相对平稳，内外皆知过程艰难。不少档案材料证实：独立师撤离、市革委会筹建、三秋生产服务队，这三步是后来局势扭转的关键。而这三步，都源自那份加急电报与十九个字的指令。
事实证明，当年那个暴雨夜里按下疑问、把话咽下的决定，既保护了自己，也保住了武汉千万百姓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