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春的玉泉山，松风中透着凉意，中央军委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军队高级干部的岗位轮换。“山头要打碎，行里行外都得调剂。”与会者频频点头，“五湖四海”这一原则，自此写进干部任免方案。几年间，华东将领去了西北，西南老兵调到东北，纵横交错，颇有“走亲戚”味道。
转眼到1959年7月，林彪养病北戴河，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公会议，替代一线总指挥处理日常军务。名单递到毛泽东案头：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六个人，全出自当年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双一”血统纯正得挑不出一丝杂色。
这种集中并非偶然。1958年大跃进的鼓点刚停，军中各种“夺红旗”“抢先进”声浪此起彼伏。有人认为红一方面军最早、最红，也最“听话”，于是用人天平悄然倾斜。罗瑞卿挂着总参谋长与军委秘书长两块招牌，主持一切；谭政坐镇总政，号称“军中笔杆”，负责意识形态；杨成武主抓作战，手握防空军——外人私下说：“这阵仗，真像把瑞金搬进北京。”
谭政的履历最为光鲜。1927年井冈山起家，遵义会后留在陈、毛麾下。新中国成立后，他本已在总政安享“笔杆”角色，却在1956年罗荣桓因病请辞后临危受命。1960年春，他被扣上“工作方法简单”“个人骄傲”等帽子，被迫让出了位置，心里憋着一股苦水。
杨成武则是红军时代“娃娃团长”式的人物。抗战时转为军事主官，在晋察冀沙场摸爬滚打。1958年他从北京军区调入总参，罗瑞卿看中他的“打仗门路又写得一笔好报告”，让他当了常务副总长。挂三个司令员头衔，不到五十岁，风头一时无两。
萧华年纪更轻，1916年生，1955年授衔时只是三十九岁的开国上将。组织协调是他的拿手好戏，进总政后主持干部整编，遇棘手问题，总能把不同派系拉到一张桌前。1959年增补为军委第一副秘书长，他笑言：“我比几个老大哥年轻，跑腿的活儿就交给我吧。”
至于邱会作，他一度自嘲“垫底的那个”。1933年在红一军团二师掷过炸弹，抗战后转向后勤，解放战争时组织过“千里大运粮”，打下后方保障的招牌。庐山会议后，他从高等军事学院“下凡”到总后，成了年仅四十一岁的部长。邱会作后来回忆那张名单时对身边人说：“当时看来没啥，可再想想，怎么就清一色是自己哥们？用人，有点失了平衡。”
军委办公会议里最神秘的，是中将萧向荣。红一军团总供给部出身，建国后长期在机关伏案，很少抛头露面，却握着军委办公厅的大印。会上讨论编制，他一句话：“底子要心里有数，调谁都别让战士觉得厚此薄彼。”可惜声音轻，浪头太高，没能左右大势。
军委内部的不平衡情绪，从1959年下半年起若隐若现。西北出身的许光达向身边人感叹：“咱二野、三野的同志去哪儿了？”东南沿海的陈士榘更直接，在私下会上提出“各野战军都要有代表性”，虽没闹大，却让人侧目。士气、团结，向来是解放军最看重的根基，这股暗流日后逐渐发酵。
值得一提的是，“双一”团队运转并非没有成绩。1959年国庆大阅兵，杨成武用十七天排出了空前规模的受阅方队；总后在邱会作主持下，将青藏高原输送线延伸到拉萨，解决第十八军的冬补。问题在于，这些努力并未消解其他系统的失落感。外场看彩旗飘扬，内里却在暗暗计较“谁的话更算数”。
1960年春，莫斯科暂停技术援助，军费紧张，精简合并迫在眉睫。罗瑞卿在军委楼小会议室里敲着桌子：“缩编不代表削弱，关键是练精兵。”话虽掷地有声，落实到各军兵种，却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裁撤，谁下、谁留，仍离不开“门第”之争。
“这仗打不得。”有干部私语。某日深夜，罗瑞卿给谭政打电话，“老谭，意见挺大，你看怎么化？”话筒那头沉默半晌，只回了一句：“方寸之间，先稳人心。”两位老同乡心知肚明：要是平衡做不好，士气真可能出问题。
1962年，极端困难时期逼来新的挑战。华东野战军出身的许世友指着报纸说：“这阵子总后给中南的棉衣配得慢了点。”话到此，意味已经够重。邱会作接报后立刻督促后勤部抢运物资，但“失衡”的阴影并未就此散去。林彪在北京西山批示：军队干部调整要“更加注意全局”。
到了1963年3月，萧华正式接过总政部主任印信。至此，军委办公会议的“纯血”编制慢慢被打破，新调入的开国中将、二野将领陈士榘、三野老帅宋时轮陆续补位。正是这些变化，让“五湖四海”重新写在执行层面。
回看1959年那份名单，它的出现有其特殊语境：高层权力移交未定、国际局势紧张、国内经济突进，领导层渴望稳住军心，于是本能地抓住最信得过的老部下。只是，过度集中难免挤压了其他战友的空间，这是“革命亲缘”与“制度规制”之间长期角力的一幕。
邱会作在晚年整理回忆，当有人问起那段岁月，他轻轻摆手：“那会儿我也年轻，只觉风光。现在细想，用人啊，还是得平衡，否则心里就不平。军中一句话——‘枪听口令，也听心’——不是虚的。”这话并不高调，却足够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