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北京西郊的阜成门外仍透着料峭寒意。全国省市代表陆续抵达，准备参加中央召开的财经会议。人群之中，一位身着褪色粗呢大衣、腰板微驼的老者显得极为低调，他就是久未露面的罗明。许多人并不知晓，这位看似普通的中年人曾在闽西叱咤风云，也曾因一顶沉甸甸的“路线帽子”沉寂十余年。
走进会场前厅，他蓦地与迎面而来的杨尚昆擦肩而过。两人对视片刻，杨尚昆微皱眉头，显然感觉熟悉却一时想不起名字。罗明轻轻一笑，低声道：“老杨，我是罗明。”杨尚昆愣了两秒，突然伸出双手：“原来是你！当年帽子太大，可把大家吓坏了。”一句调侃，勾起了尘封往事，也让罗明心头五味杂陈。
回到1925年，24岁的罗明在厦门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旋即转为共产党员。那之前，他不过是个被卖给养父母的穷苦客家少年，靠做京果学徒与自学完成学业。福建、广东的风雷激荡，让他迅速成长，用学生身份组织工学潮，用教书匠的身份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别山在北，他的舞台则是闽粤赣交界的崎岖山岭。
1928年，罗明受命出任闽南特委书记。资源贫乏、白色恐怖，却挡不住他拉枪支、建武装。闽西红旗插起时，井冈山那边的毛泽东称赞“闽西苏区如星星之火”。直到1932年秋，罗明在长汀福音医院忍痛养伤，偶遇同样暂被贬职的毛泽东，两人秉烛长谈。罗明谈及十九路军与陈济棠部的南北夹击，毛泽东直言：“散开打游击，守住人心。”这句建议，很快成了闽西斗争的指针。
然而，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左”倾冒险主义达到顶峰。一纸扩红百万人、速决总攻的命令，让前线部队疲于奔命。罗明审时度势，递交《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主张保存实力，以游击方式稳固外围。不料，这份现实主义报告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继而被打上“罗明路线”的标签。中央局在2月15日的决定中，撤其职务并公开点名批判，狂风骤雨一样席卷而来。
政治风云转瞬即来，个人命运随之跌宕。被撤职的罗明被迫离开前线，连带着闽西的多名骨干干部也遭牵连。就在这段最灰暗的日子，他的妻子谢小梅始终不离不弃。谢小梅是1913年生于漳州石码的闽西地下党员，三位兄长先后殉难，自己亦坐过牢。1931年，在陶铸夫人曾志的见证下，她与罗明结为夫妻。苦难与爱情，在那一年的闽西交织成最坚韧的纽带。
1934年10月，罗明夫妇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谢小梅刚生下女儿不到一月，却只能把襁褓中的孩子托付给乡亲转移。行军途中，她没有资格乘骑，只得握着战马尾巴翻山越岭。甚至有人指责她“违纪”，她咬牙默默承受。遵义会议后，罗明虽被重新起用，但“罗明路线”阴影仍在，他与妻子被派往贵州开展地下工作。数次被捕、逃脱、再被捕，罗明体弱多病，仍把自己当作党的一枚螺丝钉。
抗战全面爆发时，闽西旧友已难相认。罗明回乡以教书维生，同时秘密联络地下党。1946年他转赴新加坡从事华侨抗日救亡工作。直到1949年夏，广东全境解放，这对历经颠沛的夫妇才搭船回到广州，低调报到。新中国成立后，罗明出任南方大学副校长，谢小梅也重回妇女工作岗位。平凡的岗位，却是他们重新燃烧理想的阵地。
“帽子”的阴影并未就此散去。1952年“三反五反”风起云涌，罗明被误指为“贪污分子”。毛泽东听闻后指示复查：“罗明一向清贫，他只剩一支烟斗，怎会大贪？”调查很快澄清事实，可那些年积压的委屈并未随风而去，罗明依旧以沉默的坚忍投身教育与党史研究。
时间走到1980年10月，中央正式恢复罗明党籍，党龄自1925年算起。对一位近八旬老人而言，这是迟到却温暖的肯定。文件送达时，他落泪良久，旋即向同行说：“人还在，就该把剩下的力气用完。”他开始埋头撰写《闽粤赣革命斗争简史》，灯下批注堆满案头。病榻前夕，他微弱地拉住学生的手：“若还能有三个月，就写得完了。”终究没来得及，1987年4月28日，罗明离世，终年八十六岁。
谢小梅在告别仪式上没有掉泪，她只是反复摸着那本未完稿的手稿，轻声说：“等我来补全。”广东省委当年即为她恢复了党籍与老红军身份。此后十余年，她靠着记忆与遗存资料，补充整理了丈夫的手稿，寄往中央档案部门。2006年7月1日前夕，这位风雨一生的女红军在病房中拉着子女的手，用家乡口音说：“今天是党的生日，好日子。”午后，她安静地合上了双眼，享年九十二岁。
从闽西硝烟，到北平会场，再到书桌前斑驳的史稿，罗明与谢小梅的身影始终坚定。一个“路线”之争葬送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却磨不灭对革命理想的执着。历史长卷里，他们的姓名并不显赫，却如闽西山间的红色篝火，既燃己身，也照亮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