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柏林的枪声方才停歇，红军刚把战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的穹顶，斯大林就把目光移向万里之外的亚洲。此时距离苏联对日宣战还有整整三个月，但远东已经悄然沸腾。西伯利亚铁路线上，坦克、榴弹炮、T-34与“喀秋莎”源源不断东运，车站月台挤满了刚刚结束欧洲恶战的老兵，他们的下一站叫“满洲”。
倘若把这幅场景告诉当时的东京大本营，参谋们多半会笑而不信。原因很简单：70万关东军仍盘踞东北，表面兵强马壮；再加上1941年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尚在，尽管华约即将到期，日本高层仍固执地断言“北边不会有大动作”。他们真正担心的，是逼近家门口的B-29与随时可能登岸的美军，而非仍在喘着粗气的苏联。
可拆开关东军这副“铠甲”，内部锈蚀惊人。1942年起，几轮大规模抽调把甲种师团抽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多为二线部队、动员兵和地方勤务队。到1945年夏天，关东军名义上仍号称七十万，真正的野战兵力却不足四十万，其中三分之一是装备步枪都成问题的新征兵。坦克约四百辆，大半是八九式、九五式这类过期产物；空军看似有千余架，却只有可怜的五十多架是尚能出动的战斗机。这样的“精锐”，别说顶住百万苏军，即便是对付配备M3轻坦的国民政府机械化师，也得掂量掂量。
东京判断苏军顾虑重重：乌克兰反叛、波罗的海骚动、新占领区仍需镇压；更别提横贯欧亚的补给线漫长到令人绝望。“他们不敢动。”军令部高官在7月的会议上拍板。然而苏军恰恰准备用闪电解题。远东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第1远东方面军三箭齐发，总兵力174万，坦克五千五、火炮两万六千门，航空兵三千八百架；此外还有八万蒙古骑兵轻车熟路，为红军开辟草原通道。
8月8日深夜，莫斯科电台宣读对日宣战声明，8月9日凌晨三时，火炮群同时怒吼。兴凯湖畔的日军前哨来不及报告，通信线路就被装甲尖刀切成数段。第一天，红军坦克平均推进70公里；第三天，外贝加尔坦克集团军跨越大兴安岭——这条号称“天然壁垒”的山脉被履带与工兵炸药撕开十余处通道。关东军参谋崩溃地记录：“敌未按公路行动，而是越岭而下。”一句“没想到”道尽全部无奈。
辎重短缺更是致命。关东军仓库囤积的弹药相当惊人，但铁路网早被苏军与游击队夹击切断，炮弹堆在牡丹江，前线炮兵却拿着空药筒干瞪眼。“用刺刀！”有军官怒吼，可刺刀在T-34钢板前毫无意义。仅吉林方向，日军两个师团一天之内损失近万人，残兵败将退到永吉，再也组织不起像样防线。
有意思的是，苏军并未在最初的混乱里急于受降，而是继续前推。8月15日，日本发表《终战诏书》，哈巴罗夫斯克前线指挥部接到电报后仍命令部队南下。华西列夫斯基简单一句：“占满洲，越多越好。”这几天的追加进攻，为莫斯科日后在东北的铁路、港口权益谈判，赢得了足够筹码。
半月光景，关东军死亡及失踪约8.3万人，被俘59万余，剩下的零散部队逃入山地，自生自灭。如此差距不是战术层面的“失误”能够解释，而是漫长战略误判加速了崩溃。自1942年起，日本不断向南太平洋填兵填舰，如同拆东墙补西墙，结果两头皆空。一支曾经趾高气扬的“帝国剑锋”，终在陌生的草原和山地化为乌有。
值得一提的是，关东军覆灭后并未立即结束它的“存在”。大量军官被押往西伯利亚，他们在茫茫雪原伐木、修路，挖通了贝阿铁路最艰难的区段；山野间也残留数万日军小股部队，与东北抗日联军余脉、苏蒙骑兵以及后来赶到的中国政府军缠斗到1946年春。硝烟散去，昔日所谓“东亚最强陆军”已成历史教材中的反面范例。
站在1945年的时间节点上看，这场毁灭几乎预写在三年前的作战命令里。抽调、误判、资源枯竭，每一步都把关东军推向深渊；而苏军凭借绝对兵力与欧洲战场淬炼出的合成战术，在满洲辽阔平原打一记干脆的重拳。半个月的剧本，实则演绎了四年的铺垫。至此，人们才真正明白——有些结局，在列强筹码落桌之时，就已经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