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还得倒回六天。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锁进合围圈后，徐蚌战场天平陡倾。杜聿明清楚，徐州若再固守，三十万人说不定瞬间压成铁饼；可若趁华中两大野战军主力正忙着啃黄维之际撒腿西南，他手里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也许能保出淮北。这是毒计之一——“明修栈道”，摆出死保黄维的架势，其实伺机金蝉脱壳。
28日夜，他在南京作最后陈情。顾祝同摊手：“再调不出一个军。”蒋介石盯着作战图半晌，终点头：允许从徐州突围，先到蒙城、阜阳，再寻机接应。杜聿明心里暗喜，却没忘另一件要命的事——“国防部”里似有内应，将自己行踪早早送到北平。他决定再下一剂猛药：在官方文件里列出“东撤两淮”，暗地却定下“西南奔蒙城”。这就是毒计之二——“声东击西”，连情报也要让对方误判。
30日清晨，他先让邱清泉兵团四个军对徐州正南的华野阵地猛咬，炮声隆隆，仿佛真要拼死冲双堆集。城里另一头，李弥的工兵已等不及，提前引爆军火库。硝烟四起，老城墙晃得土块直掉。文强冲进指挥部，嘶声提醒还没来得及封存的大批军用车辆正沿街冒烟。杂乱，反倒成了最好的掩护。
当晚，卡车车灯用黑纸蒙住，只留巴掌大一条缝，车队像一条发光的蛇钻向萧县。邱清泉走在最前，十二万人握着刚加满油的大车油门，心里各自揣着“宁为江南客，不做徐州鬼”的算盘。
粟裕那边，一度被假象牵着鼻子走。11月30日下午，徐南前线报告“邱部来势生猛”，野司会议上一片紧张。参谋席上有人提醒“西柏坡来电，说敌或掩护西撤”，但情报模糊，粟裕只得将七个纵队拉成扇面既挡正南，也顾东线，生怕判断失误。此时，他的桌上还摊着三张小比例地形图：一张连云港方向，一张两淮水网区，还有一张宿州至涡河的大平原。深夜里，他指着第三张嘀咕：“要是我是杜聿明，肯定挑这条。”
12月1日凌晨，徐州城突然黑下来；拒绝北撤的难民在火光里尖叫，守城警备司令谭辅烈按图索金，却连金库门都快被抢空，只能回报“没捞着”。杜聿明暴躁地拍桌：“连钱都拿不到，叫我如何养兵！”顾不上骂完，他已乘吉普冲出西门。
与此同时，华野的电键响个不停。粟裕的追歼令只有简单几行，却句句带火：豫皖苏军区挡渡口；一、八、九、鲁中南直插濉溪口；一、四、十二转头侧击；两广纵队腾出主力，渤海纵队留守徐州。十一个纵队昼夜急行，机枪捆在战士胸口，甚至把煮熟的红薯塞进草帽边，一边跑一边啃。用兵如水，这回是洪水漫灌。
3日中午，转折突如其来。一架C-47在狭窄空域里抛下油纸包，步兵旅长捡起一看——是蒋介石手谕，言辞凌厉，要杜聿明掉头北上，与李延年合击，“不可坐视黄兵团覆没”。“亡国灭种”六个字像烙铁，杜聿明面如纸白。参谋长罗列利害：“若不听，责任在你；若听，三十万人或成瓮中鳖。”会场寂静，邱清泉拍案：“打！第二兵团来顶！”李弥、孙元良心里打鼓，却也附和。就这样，刚拉开的距离被硬生生熄火。
这种犹豫正中粟裕下怀。华野前锋第八纵在傍晚撵上了敌后卫，打掉几十辆卡车，顺手抄到一辆编号“001”的吉普。俘虏说是刘峙的坐车，战士们笑翻，“猪将军”却坐飞机跑了。当天夜里，华野各纵再拔二百里，骑兵团趴在马背上小憩十分钟又上路，连炊事兵都背枪冲在前面。
4日拂晓，永城、苗桥一带溢满棉衣灰帽的解放军。杜聿明阵图上预留的西南口子被堵死，只得收缩至陈官庄。炮声自早到晚没停，第二兵团的摩托化部队因油料被截，反成负担，许多装甲车干脆推到路边点了火。邱清泉气得嘶吼：“再给我三小时，我能冲出去！”炮兵团长苦笑：“汽油只够二十公里。”说罢，沉默。
此刻，蒋介石在南京接连打出电报，催李延年北援，令空军昼夜空投补给。可天空漫布低云，运输机损失惨重，仅有的弹药落进稻田。围圈却越收越紧。11日，邱清泉在前沿督战时胸口中弹，仰面倒地；孙元良连夜带心腹想夺路，被地方武装堵在宿县西侧，天亮投降。李弥最会掩护自己，躲进麦草垛，却仍被搜山的民兵发现，“出来吧，别装了。”他苦笑爬出，“咱们认栽。”
陈官庄一役，使得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以及“剿总”机关共三十万余人全部覆没。放眼国民党编制表，嫡系王牌已成缺页。战史研究者普遍认为，如果这一股力量当时真逃过淮河，汤恩伯在长江防线手里就多了近三分之一精兵；1949年春，渡江船队在江面恐怕就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杜聿明的两次狠招虽精巧，却被自己的迟疑和南京的摇摆化解殆尽，终于让粟裕“险些不及”的追击变成牢笼，淮海终局由此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