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你可以从从文本中明显的矛盾处入手，试看它们能否相互调和，大多数阐释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给出自己认为充分的阐释，但却与其他阐释相左。这种典型的一家之言无法自立为唯一的真理之说。之后，你得看看逝是否有理由同时表述这两种看似冲突的观点——他是否有必要自相矛盾？譬如，马基雅维利有必要同时赞扬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
这会让你理解为何真理具有颠覆性。倘若有一种政治真理既是谎言也不是谎言，因为它对应了真实的政治形势，那么，这个方面的真理想必集中在宗教范畴上。大多数人所信奉的宗教，哲学家可以通过理智来否定其真实性，但它对信奉者来说却是真理。因为它满足了人类的一些自然需求，哲学家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些需求，而是应该去解决这些需求。因此，“显白”——也就是政治真理——与“隐微”其实相辅相成。哲学家并非坐拥隐微真理，居高临下，蔑视他人。他也需要一些显白真理来与大众为善，并保护自己，尤其是自己的自由。在此基础上，你可以做一些经验性的枚举工作。阿瑟·梅尔泽的新书《字里行间的哲学》通俗易懂地列举了很多采用这种“双重写作”（面向两种不同受众）手法的哲学家，其时间跨越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也许其他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手法。这还需要与拿捏分寸的策略相结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对权重技巧有所了解，只不过哲学的机关精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哲学家惯用某些特定的技巧。例如，他们将最为重要的内容置于中央，施特劳斯就强调了这种做法。大多数人在听演讲时，会认真聆听开头和结尾部分，中间却在打瞌睡。所以，可以在中间部分藏踪蹑迹地纳入你真正想表达的深意，以吸引那些能做到不打瞌睡的人。如果你把这条凝结成一种“拇指规则”一般的通行经验法则，作为稳如磐石的必要性，你便能始尝其味，在哲学家对你述说的话语中体察到真实的含义了。
此外，在柏拉图式的对话中，对话的行为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对话者的陈述、作品中的行动和修辞，以及作品开头所谈及的内容。一般而言，书的开头部分都会有献词，或是某种序言。哲学家会通过它来传递一些意涵（但也许并非其全部意图），以及提示他所针对的双重受众。关键是要明白，如果仅通过密码学或科学方法就可理解“隐微写作”的含义，那么“隐微写作”也就无意义了。凡是强调必须以某一种方式去解读某事，或认定清单中的关键一项必须始终体现一种具体含义，或坚信某种言辞至少在那种语境下一定至关重要，必然徒劳无功。相反，解读隐微含义必须付出努力，而且必须是想象力方面的努力。例如，《格列佛游记》一章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格列佛来到了大人国，最令他反感的是只猴子。我恰好认为这猴子暗指的就是马基雅维利。这是我发挥想象力解读出来的：假冒人类的猴子用他的猴子食品——他书本中的知识——欺骗了格列佛。但倘若你让我证明这是唯一的正确阐释，恐怕我无法做到。
所以，“隐微主义”承认：疑窦与阐释俱来。其缺点即是导致荒诞的妄想，徒费光阴，甚至不配存在。但依我之见，妄想是“必要之恶”。但若说隐微手法允许你肆意解读，这绝非实情。这是因为，要确立一种阐释来应对一个理性的人对某一文本提出的一切问题，可谓难之又难。所以，只要人们同意阐释者充分发挥想象，认清作者想要同伸吭求索的读者产生共鸣、以求同情地理解他的做法，那么，隐微主义就不存在误导他人或被误导的很大风险。这种求索不仅需要天赋和某些特定的智识美德与能力，还要有一个预先认定的立场：一个看上去伟大的思想家不会轻易犯下明显错误。阿瑟·梅尔泽的书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个假定，发现了很多哲学家正是如此言论。
李汉松等：《政治思想史对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3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