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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平年》的剧情在荧屏上渐次展开五代十国的风云际会,临安衣锦城遗址博物馆的厚重木门,也仿佛应和历史的脉搏,缓缓开启。一片被时光掩埋的天地,就此重现——衣锦城,北依太庙山如屏,南望功臣塔如笔,苕溪与锦溪在此交汇,宛若历史为这片土地系上的一条青罗玉带。这里,不只是吴越文化叙事宏大乐章的第一个音符与最终回响,更像一枚温润的玉佩,完整地环抱着钱镠家族“民为贵,社稷次之”的体温与心跳。从“安众营”到“安国衣锦军”,四次更名,每一次名称的蝉蜕,不仅仅是功勋的加冕,更是民本初心的淬炼,每一寸夯土与砖石,都凝结着一个王族对家国最深情的凝视与托付。
衣锦城的胎动,始于晚唐那个血色苍茫的乱世。烽燧遍地,生灵涂炭,出身临安钱坞垄的钱镠,以草莽豪气与过人胆略,于乱军之中为两浙百姓挣得一方喘息之地。公元889年,他于此肇建城基,唐昭宗敕封“安众营”。这“安众”二字,重若千钧,是他民贵思想最初、也是最朴素的宣言:让惊惶的乡邻得以安顿,让飘零的苍生获得庇护。这绝非史册上一笔轻描淡写的德政,而是化为他执政筋骨的血肉——他倾力修筑捍海石塘,将肆虐的潮汐驯服为膏腴之壤;他大力倡导圩田垦殖,让荒芜的泽国蜕变为天下粮仓。在他的羽翼下,两浙竟于五代十国的铁血版图中,奇迹般生长出一片“境内无弃田”,岁岁丰稔的“世外桃源”。
公元899年,“安众营”升格为“衣锦营”。此时的吴王钱镠,已是位高权重,但他之后衣锦昼行,还归故里时,最隆重的典礼不是阅兵,而是设下“父老宴”,与乡中耆旧共饮,亲作《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那一刻,“衣锦”超越了个人荣显的浅层喜悦,升华为一种“根系泥土,叶沐天光”的深沉乡土伦理。至公元901年,“营”进一步擢升为“城”。这一字之变,是地理层级的飞跃,更是责任边界的拓疆。他将城池精心规划为“山、水、城”浑然一体的生命共同体,地下纵横的排水脉络,如同大地的毛细血管,默默守护着市井的洁净与安宁。考古者之手轻轻拂去尘埃,显露出的五代城砖、莲花纹瓦当、酒肆遗迹与层层叠叠的醋瓶,无一不是当年城池规制森严与民间烟火鼎沸的无声对白。
公元907年,衣锦城终抵达其荣耀的巅峰——升为“安国衣锦军”,与所辖州并列,钱镠受封吴越王。然而,这份威名从不以穷兵黩武为底色,它的根基深深扎在“保境安民”的土壤里。他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在润泽杭嘉湖平原。正是这份将“民”置于“国”之先的智慧,让吴越国在乱世中独享长久太平,仓廪丰实,赢得“人间天堂”的美誉。他将这份信念淬炼成家训箴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此言如星火,照亮了钱氏一族百余年的精神航道,也为日后钱弘俶那一场惊天动地的“纳土归宋”,悄然埋下了伏笔。
衣锦城最令人动容之处,在于它完成了“城陵一体,生死一地”的生命闭环。纵观青史,多少帝王将都城远迁,陵寝另择吉壤,唯有钱镠,他的生命轨迹与这座城完全重叠——生于斯,长于斯,功起于斯,最终魂归于斯,长眠于太庙山麓,与故乡的晨昏暮霭、百姓的炊烟弦歌永久相伴。他的父母也归葬于临安,形成一片深沉的精神故园。乃至其孙钱弘俶,在决定纳土归宋、永别社稷的前夜,仍要专程归来,跪拜于祖父陵前,涕泣陈情。那一刻,衣锦城的山川风物,便是祖父“民为贵”遗训最沉默也最有力的质询。
《太平年》所细细描摹的,正是钱镠去世46年以后的故事。彼时,北宋一统之势已成定局,战端一开,吴越百年繁华必成焦土,生灵必遭涂炭。于是,末代国君钱弘俶,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了那个看似悲凉、实则无比勇毅的抉择:纳土归宋。这不是王权的黯然落幕,而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保境安民”——以一家一姓之江山,换千万百姓之平安。自此,衣锦城不再仅仅是一座砖石垒砌的城池,它升华为了一个精神图腾,凝结着钱氏家族最核心的家国情怀:社稷的形态可以更易,但对生民的责任永不可渝。
千年以降,战火与风雨曾侵蚀它的肌体,却从未磨灭刻进它基因里的精神密码。百姓世代守护其遗址,香火不绝;文人过客凭吊咏叹,诗文流芳。从“营”到“城”再到“军”,最终,时光与人心共同选择了最富人间温情的“衣锦城”作为它永恒的名字。这座城,是一部用夯土、砖瓦和生命写就的史诗,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荣耀并非来自疆域的辽阔,而是源于对每一寸土地上人民福祉的捍卫。一城千载,精神永续,衣锦城的故事,至今仍在苕溪的水声里,在太庙山的松涛中,向每一个倾听的来人,低回诉说着关于家国、民心与“太平”的永恒真谛。(文/老残)
来源:临安民政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耿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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