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至10月，为避国民党军围剿的嚣张气焰，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核心机关率浙东游击纵队一部，跳出四明山地区，以三北洪魏一带为基点，坚持“巩固三北、坚持四明”。这8个月，被称作洪魏时期，这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
浙东抗日人民自卫军，是1942年8月中旬由浦东南渡武装、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军部派遣干部整编而成，公开旗号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整编之初，辖三、四、五支队和特务大队、警卫中队、海防中队、教导队，共1261人。经过第一次反顽自卫战役的洗礼，到年底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
1943年初，正当部队立足三北、挺进四明之时，新四军军部对浙东发展作出专门指示，要点是：灰色隐蔽，不向四明山以南及鄞东发展，坚持和巩固现有阵地，不用民主根据地一套办法，长期埋伏与坚持，并传达中央指示要求苏中区党委不派部队及人员到浙东去，一师派一个营去浙东的计划也取消。
4月，三北游击队主力夺取梁弄，不久党军政核心机关进驻，此后进入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这一时期，开辟鄞西，浦东、金萧均获得发展，三北则经历了反清乡斗争。
9月，因国民党方面密谋内战而致四明地区形势骤然紧张。
自11月16日主力主动撤出梁弄，至次年2月11日前方村战斗失利，短短3个月内，部队经历了蜻蜓岗、大俞、长桥、夹塘、前方村等大小数十次战斗。战事频繁，又遇极度严寒，减员严重达500人左右，某些连战士只有20人，干部伤亡甚大。
为反击国民党当局反共阴谋，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3年12月22日发布命令，将此前坚持灰色隐蔽的浙东抗日武装改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1944年1月8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成立大会在梁弄举行，公开亮相旗号，主力23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装1300余人。
1944年2月15日，除五支队、金萧支队和四明自卫总队继续坚持四明地区游击战外，谭启龙、何克希等率根据地党政军核心机关和三支队北渡姚江，突破重重阻截，来到三北，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洪魏时期。
新四军军部对浙东的处境也了如指掌，在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第一阶段刚刚结束（1943年12月8日）的时候，就及时提醒浙东：“你们不要幻想他们（田、张、贺）真有好转可能，而松懈自己戒备。应利用时间，迅速总结此次反顽战役中各种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在党、政、军各方面进行教育与改进。四明山反复争夺是有可能的，将后方笨重机关预先转移到三北地区。”
当前方村失利并面临险境时，军部对浙东的要求更明确：“发展游击战争，保存与壮大自己为主。留部队坚持四明山地区游击战争，是为了保障三北地区。”
军部的意图是将重点调整到三北，即巩固三北、坚持四明。1944年2月15日军部复电，战略意图更加明确：“巩固三北，坚持四明，发展与开辟绍南、金萧、沿海等地区，并设法打通十六旅的联系。但这一指示，并未被浙东领导核心所真正理解。
浙东纵队领导在北渡三北之前最后一次向新四军军部报告后续工作方针时，仍采用“坚持四明、巩固三北、相继发展沿海地区”的说法。
2月17—19日，区党委在五磊寺召开会议，反复讨论部队行动方针，会议确定“主力分散游击，保持原有阵地，保存有生力量，并向敌后空隙发展，求得与十六旅联系”，即“坚持四明、巩固三北、分散游击、向敌后发展的总方针。”
直到4月上旬，何克希再返四明，部署坚持在四明地区的武装以中队为单位，开展游击战争，粉碎顽军围歼浙东纵队的阴谋。
4月21日，军部再次重申浙东部队发展方针，口气较严厉：“依照华中局、军部迭电所示，应转向敌后发展为重心。”并否决了向镇南、鄞东发展的提议。
至此，浙东方面终于领悟，次日通过粟裕转达，向军部报告工作时，第一次使用“巩固三北、坚持四明”的表述。
关于工作方针的问题，何克希在9月的首届军政干部会议上有过深刻反思：“这方针是非常明确的，但由于决定得迟了些，以致各级干部颇不容易领悟与接受，思想上、政治上转变得非常迟缓而困难，个别干部甚至对这一斗争方针，有轻微而暂时的抵触。”
三北游击司令部建立之初，部队在政治上是以灰色面目出现的，就是不公开共产党的旗号，长期埋伏与隐蔽。后来，浙东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但组织机构有些紊乱，党员数量极少，组织活动也不正常，党的教育基本处于地下。
三北游击司令部建立时，党员只有80名，大多是班排以上的干部，一个支部只有两三名党员，有的连队只是个别领导是党员，有的还兼着地方党的负责人。部队和地方的组织系统相互交叉，上下级组织的汇报沿用白区秘密党的方式，开会要等天黑或是到哨位上去开。
党员的学习材料主要是《联共党史》和《西行漫记》，与实际脱节。这种地方党单线联系的方式与部队党工作方法格格不入。党内普遍存在神秘化、怕发展、怕奸细、怕暴露的心理。
这一阶段，党员均以自己的以身作则、英勇顽强精神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但也导致领导干部牺牲较多，自卫战争中牺牲的连以上干部，除了一个中队附，都是党员。
尽管部队较长时间坚持灰色面目，但实际所作所为，特别是对敌伪的勇敢斗争和对老百姓的真心爱护，政治面目基本显露，国民党方面早已认定系中共部队。直到挺进四明，特别是解放梁弄以后，部队中的党这才逐步公开，统一调整了支部，成立总支、总分支、党务委员会等。
但由于对群众的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党员出现孤立现象。每次战斗中党员伤亡多。各中队的党员只占人员的20%左右，但其伤亡数占伤亡总数的34.9%，班长以上伤亡数占40%。
浙东党政军核心机关转移三北以后，随着“巩固三北、坚持四明”工作方针的确立，部队党的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
一是精简后方机关，部队党的组织与地方党组织脱钩，除了支队和地委级原则上不互兼。二是从三、五支队开始，自下而上对自卫战争进行检讨，树立模范典型。
三支队在战斗中检验教育成果，接连取得宓家埭、洪魏、洪桥等战斗胜利，党在部队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五支队克服环境恶劣、队伍分散等困难，分别召开排以上干部、全体党员、军人大会，花一个月时间进行突击，推动模范运动。
四是发展党员、提拔干部，这一阶段先后提拔了130多名排以上干部。
8月23—29日，浙东游击纵队召开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被何克希称为“（使）浙东部队党的组织工作有了一个彻底转变”，它彻底消除了长期灰色隐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了党对的部队绝对领导地位，为重返四明，最后夺取浙东抗战胜利，积蓄了政治能量。
会后，纵队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连队政治组织改变与党的工作的决定》，真正确立了浙东部队的“党指挥枪”原则。规定：连队支部成为连队堡垒，政治指导员兼任连队支部书记，连长是党员且符合条件的为支部委员；把党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发展党员要履行考察、审查等手续，新党员必须进行严肃的入党仪式；执行党的民主与集中，反对自由主义；党员在群众中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浙东部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基本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组成，1944年以后又有许多伪军、顽军反正投诚而加入部队，成份相对复杂。自浦东武装南渡以来，部队番号几经更换，但部队的政治教育一直没有间断。
其次把识字与军事教育结合起来。部队创建初期，由于战士理解能力差，军事技术提高缓慢，缴获来的新式武器、重武器，难以掌握性能，教官的军事辅导、讲解不能完全理解，以致影响战场杀敌效果，甚至付出无谓的牺牲，血的代价迫使战士提高学习的紧迫感。
许多脱盲后的战士谈到学习，感慨万分，觉得这是共产党部队与其他任何部队的最大区别，都珍惜这个难得又极好的学习机会。
浙东部队创立时间较晚、规模又小，部队的规模和战斗力虽有较大发展，但本质上仍脱不了游击队属性，与新四军各主力师的正规化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支队、大队级军事领导人的战略、战术意识和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上。
1943年底，新四军军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对浙东部队是这样评价的：“浙东部队是新发展的，虽派去一部分干部为基础及经一年来之战斗锻炼，但战斗力仍不很强，对付土顽杂部队还可以，亦仅能将其击溃，缴获不大，如要扩大战果，进行较大的战斗是比较困难的……中下级干部掌握部队差，作战个人勇敢，因此，每次战斗中管干部伤亡较大。”军部的评价，基本切中浙东部队的要害。
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战术意识差。战场上片面强调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貌，不注意自身保护和相互掩护配合，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二是军事技术不过硬。部队武器和弹药奇缺，但盲目射击普遍，杀伤力低，弹药浪费严重。
三是战场应变能力弱。部队中真正明确懂得而能灵活、具体应用武器的指挥员、战斗员不多，未能全面了解、掌握、使用、爱护部队。
针对问题，司令部、政治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坚决贯彻落实军部指示，整训部队。军部1944年4月21日的电报指示中强调：“巩固三北屏障，同时趁此时机，抽调一部主力至三北地区，以战备姿态休整充实，以应新的情况、新的任务。”按照这个指示，原坚持四明地区的第五支队各大队、中队，先后抽调到三北休整、受训。
第四，强化教导大队的作用。在军事、政治两个队的基础上，设立三队，专门用来培养特等射击手。
9月25日至11月5日首届军政会议召开，研究新形势下部队的目标和任务，在浙东纵队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1月16日，浙东纵队重返四明，在梁弄举行大整训动员大会，接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以刺枪、瞄准、投弹为基本技术的军事向着正规军的目标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演练整训。
这一系列努力，全面提升了部队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素质，使浙东纵队逆境奋起，涅槃重生，为完成即将到来的根据地大发展和胜利大反攻等重大任务，打下了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