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应城县的一间招待所内，李先念摆下一桌饭局，宴请新四军叛徒郭仁泰。
就在席间酒酣耳热之际，郭仁泰却突然起身，对李先念低声道：“司令，我要举报。”
他要举报谁？又为何敢于在久别重逢的酒桌上揭露旧事？
1920年年代，郭仁泰出生在湖北应城县郭家塆，他出生不到一年，父母双亡，他被大伯抱到家里养大。
大伯家孩子多，嘴巴杂，郭仁泰只能捡剩菜剩饭，睡在灶屋草堆上，冬天棉絮薄得像纸，夏日蚊虫叮咬遍身。
七八岁时，他便开始干大人干的活，一次帮人运砖，被砖角划破脚趾，血流不止，无人理睬。
他自己撕下裤脚布包住，忍痛走回五里地外的塆子，还得跪在灶前挨骂，说是耽误了工钱。
但正是这种从小“被碾压”过来的苦命，使得郭仁泰身上长出了一股狠劲。
十岁出头，村里恶霸欺负瘸腿老人，他冲上去拿木棍打了那人一头包，回来后被大伯毒打一顿。
他却满脸不服气，骂道：“怕个锤子，他欺负咱自己人！”
十三岁，家中实在无力养活，郭仁泰被送进了黄石煤矿做童工。
每天十二个小时弯腰刨煤，手掌磨烂，膝盖出血，有时一个人一整天说不了一句话。
可他从未抱怨，因为他知道：只有从井下活着回来，才能挣到每天五个铜板。
那几年，他最有成就感的事，不是提煤最多，而是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救出过两个同事。
那日突然井壁塌陷，一块千斤岩石封住出口，几人受困其中，矿上只敢围观，无人敢进。
郭仁泰却主动套上麻绳，咬牙钻进缝隙，挖通呼吸孔，扛起一个伤员，用绳子硬生生拉了出来。
矿井三年，郭仁泰从童工熬成了小头头，管着三十来号人。
他不识几个字，却记人极准：谁仗义、谁滑头、谁吃里扒外，他一眼识穿。
也正因如此，他混得越来越顺，常年跑腿的“洪帮”眼线便看上了他。
郭仁泰入了洪帮后，凭着胆大心细、打架不怕死，很快爬上了“把兄弟”的位置，专管矿区秩序和“道上买卖”。
他带人混过酒馆、打过土匪、杀过人，也救过人。他最讲“规矩”：不能欺负穷人、不能碰兄弟老婆、不能欠账赖账。
可是，生活不是江湖，命运也不讲义气，矿上改制、洪帮内讧、白道清剿，他这个“矿区一霸”忽然成了被追缉的“逃犯”。
他带着三五兄弟辗转各处，有次在汉口，被昔日兄弟出卖，差点命丧街头。
逃亡途中，他翻过山岭、穿过稻田，恰逢那时新四军团结地方抗日力量，便将他一举收编。
郭仁泰那年不过二十出头，却已是一身江湖气，眼神里没有对组织的敬畏，更多的是打量、是试探。
陶铸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战地会议上，他见郭仁泰直挺挺站在院子里，身边一众洪帮旧部呼朋唤友、嘻笑不止，便笑问：“你们来革命，是来干事的，还是来玩的？”
郭仁泰没想到这个瘦弱书生竟敢当面冷嘲，一时语塞，可也正因这句话，郭仁泰记住了陶铸。
新四军没有急着给郭仁泰安官、授职，而是安排他进“整训营”。
整训期间，郭仁泰起初一脸不屑：什么“群众路线”、什么“为人民服务”，他听得头大，可没几天，他就被“整住了”。
那是一次战地野训，他所在小队模拟埋伏，结果突然一位班长踩到地雷，当场被炸断小腿。
新四军冒着被暴露的风险，用门板抬伤员走了十几里山路，只为了“一个都不能丢下”。
事后陶铸亲自给伤员敷药，连夜赶出伤员家属信函，郭仁泰站在门外，眼圈忽然红了。
整训期满，组织上特批郭仁泰“归队转正”，并安排他在黄陂一带组建地方武装，授予“新四军地方自卫队第一队队长”职务，还给了十条枪、一匹马、三十人。
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主力南撤，鄂东地带一度陷入“真空”。
郭仁泰所在队伍成为“孤岛”，联系不上上级，补给断绝，加之国民党暗中派人游说，给予粮饷、军械，甚至许诺“升官发财”，一时间，诱惑扑面而来。
郭仁泰选择整编投敌，新四军方面得知消息时，没有下追杀令，只是将其视为“叛变在逃”。
而郭仁泰在国民党方面，也没混出想象中的“风光”：官升到上尉，没钱没权，手下兵痞比兵还多，天天琢磨如何私吞军饷。
一年后，日寇扫荡再次加剧，郭仁泰率部被困黄安，弹尽粮绝，新四军忽然派人劝降。
一位老整训营的教官冒死送来一封亲笔信，信里只有一句话：“仁泰，江湖路远，回来还不晚。”
郭仁泰看完，没有立刻回信，只是将那封信藏进贴身口袋，谁都不让动，三天后，他带着残部突围，朝新四军方向而去，举白旗投诚。
陶铸亲自接见了他，没打没骂，他又进了整训营，这一次，不再是“编外人员”，而是带着“污点”的“观察对象”。
再一次的改造中，郭仁泰明显变了，他不再在课堂上插嘴讥讽，也不再私下抽烟酗酒，而是静静坐在角落里听，有时低头默记。
他开始学写字，练报告，主动请缨去最苦的岗位干活，从此之后，“信任”与“警惕”成为组织对郭仁泰的两种并存态度。
他也始终游走在边缘，既不离去，也不彻底归顺，直到那场改变命运的饭局，再次将他的过去一一拎出，摆上了台面。
1949年5月，长江以北的战事已近尾声，湖北应城县城西的招待所里，摆下了一桌意味深长的饭局。
这顿饭，是李先念点名要请的，当秘书将请帖送到郭仁泰手中时，他足足愣了半盏茶的工夫。
赴宴那天，他特意换了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走进招待所时，脚步却不自觉地放慢了几分。
气氛出奇地平静，李先念先举杯，语气随和：“老郭啊，好些年没见了，那会儿在鄂豫边区，你可没少折腾人。”
这句话说得轻，却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郭仁泰的心防，他讪讪一笑，端杯的手微微发抖：“司令还能记得我，是我的福气。”
酒过两巡，李先念忽然像是随口一问：“听说，你这些年日子不太安生？”
这话一出，郭仁泰背后瞬间冒出冷汗，他当然明白，这“旧东西”指的是什么。
那六支驳壳枪，是他最后的退路，也是他心里最不安的一根刺，他沉默了片刻，终于低声道：“是还留着。”
李先念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可正是这种不逼不迫的态度，让郭仁泰彻底坐不住了。
他忽然站起身来，声音低沉却清晰：“李司令，我还有情况要举报。”
郭仁泰深吸一口气，仿佛在做一个迟到了多年的决定：“李春山还在山上，他纠集了一伙人，当土匪，抢粮、勒索，已经开始祸害百姓了。”
李春山不是旁人，是他当年最信任的兄弟之一，是一起下过矿井、扛过枪、逃过命的人。
那些年在江湖上，他讲“义气”，最讲的就是这个“李春山”，可也正是这个人，在旧日混乱中不断拉他下水，怂恿他继续走回头路。
话说出口的那一刻，郭仁泰知道，自己和过去，算是彻底断了。
“他在哪？”李先念问。
郭仁泰报出了地点，甚至连山路、暗哨、换岗时辰都一一交代清楚。
说完后，他端起酒杯，双手捧着，却迟迟没有喝下去：“枪，我明天就交，一支不少。”
饭局之后，郭仁泰悄无声息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李春山的山头被端掉，几名残匪伏诛，其余零散人员遣散回乡，整个应城县的治安终于恢复平稳。
那段时间，县里不少干部都在传：郭仁泰“立了功”“立大功”，有人还以为他可能会被破格提拔，重新走上“组织路线”。
可结果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平静，组织没有再安排他任何职务，也未曾公开表彰。
最终，县委为他安排了一个粮油站的临时看管员，工资不高，五十来块，算上补贴勉强糊口。
房子住的是原来供销社废弃的库房，阴暗潮湿，对旁人来说，这日子清苦，但对郭仁泰而言，已经知足。
他没吵、没闹，也没找谁要说法，只是默默收拾行李，按时上班，按时领粮，每月还主动去县武装部报到两次，风雨无阻。
三年后，他调离粮油站，去了乡下一个合作社当保管员，工作是登记进出物资、夜里守库房。
冬天冷得掉霜，夏天热得睡不着，他也从未提过换岗，只要有活干、有饭吃，他就不再往前走一步。
五十出头时，他牙掉得差不多了，说话漏风；六十时，得了风湿腿痛，走路一瘸一拐。
六十五岁那年，他独自从仓库搬米袋时摔了一跤，从此落下半身瘫痪，靠一张竹床度日。
组织每月照发微薄津贴，老干部局还专门派人去看望过一次。
1982年冬天，郭仁泰病逝于乡卫生所，无儿无女、无人送终，乡政府为他安排了火化安葬。
郭仁泰走得悄无声息，他的命运，不值颂扬，却值得记住，因为在那些“不是英雄”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了人性的真实、制度的包容，和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