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人建立小团体，极大的一部分不是为了共建，而是为了把外界的风险和责任分出去，留下自己内部的利益圈。
这几年冒出了一个新的团体——家委会。
据我甄别，能够基本肯定的是，当一个人从普通家长变成家委会成员时，一旦身份发生转变，便能从中获取一种久违的安全感，觉得自己承担了责任，并开始有理由合理化某些行为，哪怕这些行为对普通家长不公平。
比如说，遇到某些需要在学校利益和家长利益之间取舍的情况，明明是为家长争取利益的角色，但手上资源、信息和身份又绑定在学校一方，就容易形成既维护学校安排、又照顾自己孩子的优势。
而他们群体认同感越强，对普通家长的利益认同便可能存在弱化，同时还会倾向于迎合手里这点小权力的来源，讨好上层，兴风作浪刁难普通家长，以巩固自己的位置。
像下面这个新闻，大家可以看看胖胖的分析是否准确：
去年9月份，重庆巴蜀一中学初一的一个班上，开学不久便成立了由8名家长组成的家委会，其中一名女性家长任负责人。
萧然这位家长，他的孩子就是这个班的学生。
他向媒体提供了一段7分41秒的视频，显示家委会负责人在给萧然妻子打电话时，要求她收取5名学生家长的费用，总共263.3元，名目包括国防教育费、四本资料费、寒假大礼包和期末成长手册。
据报道称，这笔钱需要先交给她，再转成现金交给班主任。
萧然妻子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我有啥资格去收这笔费用呢？”
负责人回答：“学校要求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产生分歧和矛盾。”
当萧然进一步问到这笔费用是否合法合规时，对方根本没有正面回答。
据后续回应称，所谓的学校要求几乎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可循，收费明细也不在班级群里公示，甚至不允许用电子表格记录，这就意味着普通家长几乎没有监督权。
而家委会负责人又在操作上分解了收费任务，把收钱的责任转移给了其他家长。
换句话说，他们作为家委会，自己没有直接承担风险，却在执行一项看起来带有权威背书的任务。
仔细想来，他们倒还真有点现实社会的缩影。
权责不对等、信息不透明、责任层层下放、风险向外转移，这些我们司空见惯了的东西，被完整地复刻进了一个小小的班级群里。
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学校管理者，也不完全代表全体家长，但却在操作中获得了某种控制感。
哪怕只是微小的掌控感，让人觉得自己指挥事情，哪怕只是263.3元的费用，也容易把行为合理化为职责所在。
按理说，家委会的存在本意是为班级服务，为学校和家长沟通，但在实际操作中，它成了一个灰色地带，既带有权威的表象，又缺乏公开透明的机制。
普通家长面对这种局面，要么选择顺从，要么选择质疑，而质疑者往往会被孤立甚至可能被贴上不配合的标签。
我记得王朔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身边总有一些毫无血性的阴阳人，对上级，他当狗；对下级，他当狼；对同级，他当鬼，这种人却被称赞为高情商。”
这是人性，人性在小团体里展现的，是非常普遍的心理规律：
他们获得一点身份感或控制感，自然会觉得自己有资格指挥别人，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甚至在潜意识里讨好权威、权力来源来巩固自己的位置。
回到263.3元的事件。
萧然家长在后续中选择报警，是因为在多次沟通无果之后，他无法确认这笔钱究竟是学校行为还是家委会个人行为。
他意识到，透明和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小团体的运作容易演变成权力操控——甚至是一种半公开、半暗箱的强制，而一个团体的操作缺乏制度约束，成员的行为就可能偏向自利，而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没有参与决策的普通家长。
荒诞的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家委会的这种运作方式，还涉及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公共责任的模糊化。
比如新闻中提到教师节购买礼物事件，几乎所有家长都参与了，但当有人反对时，费用就会被扣除。
大家彼此确认，彼此监督，形成共识，但对外部成员的意见，容易产生弱化甚至忽视。
一旦小团体与学校这种结构结合时，普通家长的监督权被削弱，整个运作就可能滑向非透明化、半强制化。
小团体表面上运作正常，实际上可能在执行非公正的任务，甚至侵害个体权益。
学校和教育部门在这件事情中并没有及时回应，家委会负责人挂断电话、班主任未回复、教育局称无收费项目——这种信息真空，让小团体的操作空间被无限放大。
正是因为缺乏制度约束和公开透明机制，家委会成员才能在微妙的位置上既保护自己孩子的利益，又模糊责任边界。
在重庆的这个事件里，其实263.3元只是一个数字，其实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身份赋能后的心理变化、群体认同的偏向、微小权力的合理化、自利行为的隐蔽性、以及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制度风险。
当理解了这些机制，再去看家委会的操作，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指责个人，而能看到深层的社会心理和制度问题。
换句话说，家委会的问题，既不是钱多钱少，也不是个别家长的心术不正，而是结构性风险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射。
普通家长如果不保持独立意识，容易被这种微型权力架构牵着走，而制度若不透明、不规范，整个小团体就可能变成利益与责任的灰色地带，最终受损的，说到底还是孩子和家长本身。
当然，它们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