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平行时空里,秦国撑死也就是个缩在西北角的二流诸侯,至于后来那十年横扫六国的壮举,更是想都别想。

核心意思既简单又粗暴:只要不是秦国土生土长的官员,不管你位置坐得多高,功劳立得多大,统统卷铺盖走人,哪来的回哪去。

这一招,看着是清理外人,实则是国家层面的“割腕自尽”。

可偏偏在当时,秦国那帮本土老贵族乐开了花。

在他们眼里,这帮外地佬早就该滚蛋了。

想弄明白这背后的弯弯绕,咱们得先扒一扒老秦人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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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口恶气,秦国本土豪门憋了可不是一天两天。

他们觉得自己亏大了,冤得慌。

咱们瞧瞧当时的秦国朝堂,那些呼风唤雨的大佬,什么相邦、上将军、客卿,凑过去一查户口本,清一色的外地人。

商鞅是卫国的,张仪是魏国的,范雎也是魏国的,就连当时炙手可热的李斯,那也是楚国人。

这叫什么事儿?

老秦人流血拼命打下来的基业,到头来切蛋糕、掌大权的,全是这帮操着外地口音的“空降高管”?

这种“非我族类,必定有诈”的怨气,就像干柴,只差一丁点火星。

点燃这堆干柴的,是个叫郑国的韩国工程师。

这就是那桩闹得沸沸扬扬的“郑国渠”特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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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韩国把郑国派过来,嘴上说是帮大秦兴修水利,骨子里使得是“疲秦计”。

韩国人的算盘打得精:修这么一条三百里的大水渠,足以把秦国的国库和壮丁耗干,让秦军没力气出函谷关找韩国的麻烦。

谁知道,这事儿露馅了。

本土贵族们立马抓住了把柄:瞧瞧,我说什么来着?

外地人靠不住吧?

他们来咱大秦,除了当卧底就是搞破坏。

这下子,宗室大臣们联名上奏,逻辑严丝合缝:“凡是外来客卿,都是别国间谍,必须驱逐。”

嬴政那会儿年轻气盛,觉得这话没毛病,大袖一挥:赶人。

字签得痛快,但这背后的代价,嬴政当时恐怕还没琢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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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把李斯、范雎这帮人赶跑了,秦国还能剩个啥?

咱们翻开秦国的发家账本,说白了就是一部“外籍人才打工史”。

先把镜头拉回公元前356年。

那会儿秦国还是中原诸侯眼里的“西陲蛮夷”。

是卫国人商鞅,带着一套全新的“操作系统”入场了。

商鞅干的活,不是缝缝补补,而是直接把秦国的系统给格式化重装了。

他砸碎了看血统的宗法制,搞起了看人头的军功制。

这套规则冷血但好使:不管你出身多低微,砍了敌人的脑袋就能换爵位;不管你祖上多阔气,没军功就是个废物。

这套“耕战一体”的玩法,直接把秦国改造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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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地基。

紧接着是外交。

他那套“连横”战术,专门拆解六国的“合纵”联盟。

这招比动刀动枪省钱多了,嘴皮子一碰,六国联盟就得散架。

再往后,公元前287年入秦的魏国人范雎,搞出了“远交近攻”。

这可是灭国的顶层设计。

先揍家门口的韩、魏,把基本盘稳住;再拉拢远处的齐国,防止两线作战。

没这张清晰的路线图,秦军再能打也是没头苍蝇乱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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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那个被当作“间谍铁证”的郑国渠,回过头算算细账,大秦也是赚翻了。

没错,修渠是烧钱烧人。

可大渠一通,关中四万多顷盐碱地全喝饱了水。

四万多顷旱地变水田,这是啥概念?

意味着关中平原彻底成了“天下粮仓”。

后来王翦、白起这些战神在前线死磕,一打就是好几年,之所以不用操心断粮,全靠郑国渠攒下的这点家底。

这哪是什么“疲秦”,分明是给大秦打了一针最猛的“强心剂”。

从顶层设计(商鞅),到外交博弈(张仪、范雎),再到后勤保障(郑国),秦国走向巅峰的每一步台阶,全是被这帮“客卿”铺得平平整整。

如今,就因为抓了个间谍郑国,要把这套豪华班底全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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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是排外,分明是自毁长城。

就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楚国人李斯站了出来。

驱逐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行李都打包好了。

但他没急着走,而是提笔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

李斯的逻辑冷酷到底:

大王您后宫里藏着赵国的美女,库房里堆着齐国的宝贝,耳朵里听着卫国的流行乐。

怎么轮到选人用人治国,您就开始讲究“原产地”了?

要是历代先王也搞“非秦人滚蛋”,那商鞅进不来,张仪进不来,大秦到现在也就是个不开化的原始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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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抛出了一个重磅观点:泰山不拒绝每一捧土,所以能那么高;大海不嫌弃每一条小溪,所以能那么深。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想当带头大哥,就别搞地域歧视。

谁能帮你赢,谁就是自己人。

这封信,硬生生地把嬴政给骂醒了。

嬴政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废除逐客令,请回李斯,官复原职。

这个决定的含金量,比打赢一场长平之战还要高。

因为它给大秦确立了一个核心价值观:在统一天下这个大目标面前,什么面子、血统、地域情绪,统统得让路。

说到底,这是一场制度上的降维打击。

你看山东六国在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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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搞“任人唯亲”。

战国末期,六国的人才其实多得溢出来。

可六国那套僵化的贵族世袭制,把大门给焊死了。

你有才?

对不起,你不是公族,没那个血统,你就算个屁。

这些在六国混不下去的“弃子”,一个个满肚子怨气地离开了老家。

商鞅在魏国不受待见,跑了;张仪在楚国被当贼毒打一顿,跑了;范雎在魏国被打断肋骨,差点扔茅坑里淹死,装死才逃出来。

他们带着对旧制度的恨,揣着满腹才华,潮水般涌向了秦国。

秦国做的,仅仅是搭了个台子——客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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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向全天下的人才广播:不管你是哪国人,不管你以前多落魄,只要你有本事帮我灭了六国,高官厚禄给你,历史地位给你。

所以,与其说是秦国灭了六国,不如说是六国自己挤兑走的这帮精英,借着秦国的壳,回头把自己的祖国给端了。

这就是历史最讽刺的地方。

秦国的胜利,不是赢在兵强马壮,而是赢在“不问出处”。

它用一套冷酷高效的“任人唯贤”体系,碾压了六国那种温情脉脉却腐朽透顶的“任人唯亲”。

当嬴政撕碎逐客令的那一刻,六国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一个能容纳天下“弃子”的国家,注定会成为天下的主人。

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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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秦变强大诸原因探析.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