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朝 评论文章）战国残阳下，杜邮坡的一剑寒光，定格了武安君白起的悲壮结局。这位一生征战七十余城、历经三十六回烽烟的名将，既是横扫六国的“战神”，也是背负近九十万杀戮记录的“人屠”。白玉原创跋文以史料为骨、文思为魂，穿透千载争议，勾勒出白起从崛起至陨落的完整轨迹，既彰显其军事天赋的锋芒，亦叩问其悲剧命运的根源，为我们解读这位复杂历史人物提供了独特视角——正如一块历经淬炼的白玉，瑜瑕共生间，藏着人性幽微与时代底色。
跋文对史料的精准驾驭，恰似白玉雕琢的匠心，让白起的“战神”光环有了坚实支撑。文中细数白起毕生战绩，从伊阙山前巧用奇正之略大破韩魏二十四万联军，一战封神；到鄢郢水畔引长谷之水溃破楚都，焚烧夷陵震动南疆；再到长平原上设诱敌之策围歼赵括大军，奠定秦国霸业根基，每一场战役都尽显其料敌如神、出奇无穷的军事智慧。更难得的是，跋文并非局限于《史记》《战国策》的传统记载，而是融入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出土实证，补正史传之阙：伊阙之战斩首数从史传的二十四万修正为秦简记载的十二万，揭示出战国“斩首”计数含阵亡者与降卒、且因史官取材传抄产生差异的历史真相；长平战后三万二千赵卒未遭坑杀、或役或戍的记载，打破了“全坑四十万”的绝对化叙事。这种“循史迹、采实证”的解读方式，如同为白玉拂去尘埃，让白起的军事成就脱离了传说渲染，更显真实厚重，也印证了梁启超“古今歼灭战第一人”、毛泽东“论打歼灭战，千载之下，无人出其右”的评价绝非虚言。
而跋文的深刻之处，在于不避争议，直面白起“人屠”骂名背后的复杂成因，让人物形象跳出非黑即白的标签，如同白玉的瑕痕与坚质共生，更具血肉温度。战国之时，“优待战俘”的伦理尚未形成，商鞅变法创设的军功爵制以“利禄官爵，抟出于兵”为导向，将杀戮与富贵直接绑定，秦军由此沦为“虎狼之师”，白起便是这一制度的顶尖受益者与被动裹挟者。他从普通士卒凭战功升至大良造，身兼战区统帅与军工总监，督造兵甲时恪守《工律》“为器同物，必等无差”的严苛标准，足见其并非徒有勇力的武夫，而是文武兼备之才。但也正是这一制度，将他推向了杀戮的深渊——累计近九十万级的斩首记录，既是他的军功勋章，也是他无法挣脱的道德枷锁。跋文抛出的追问直击核心：长平降卒之诛，是粮草匮乏的无奈之举，还是权术算计的浩劫？这一设问让我们明白，白起的酷烈并非单纯嗜杀成性，而是深陷时代制度、战略需求与现实困境的两难选择。山西高平永录村尸骨坑中，箭镞穿骨、绳索束身的遗骸印证了杀戮的惨烈，而白起临终前“长平坑杀降卒数十万，我固当死”的自白，更显其内心的挣扎与忏悔，让“人屠”的标签多了几分悲情与复杂。
白起的悲剧，从来不是一人之悲，而是战国乱世与秦国权力格局的必然产物，这正是跋文超越人物评价本身的思想深度，如同白玉承载的儒家哲思，兼具历史重量与现实启示。跋文清晰勾勒出白起卷入朝堂纷争的宿命：穰侯魏冉的举荐之恩，让他与魏冉结下深厚渊源，也意外卷入魏冉与范雎的党争漩涡；长平战后，苏代游说范雎，以“武安君平邯郸必登三公，君难居其下”挑拨离间，范雎惧而劝秦王罢兵，白起与范雎的怨隙自此深结；邯郸之战秦军失利，秦王强令白起出征，他以“邯郸难攻、诸侯救至必败”固辞，最终触怒君王，落得赐剑自刎的结局。云梦郑家湖秦牍“武安君死，军吏皆贺”的记载，更凸显其军中爱恨交织的复杂处境——有人敬畏其军事才能，有人怨恨其杀戮之酷，这份矛盾恰是其悲剧性的最佳注脚。
千载以来，对白起的评价始终两极分化：太史公赞其“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却惋惜其“不能救患于应侯”；扬雄、班固斥其为“虐杀之臣”，司马光直言“杀降不祥”。而白玉原创跋文跳出了正名与翻案的桎梏，以“非为正名，非为翻案”的客观立场，还原了一个困于时势、逐于命运的血肉之躯。它让我们看清，白起的功过荣辱，本质上是战国乱世的缩影，是秦制下个体命运的无奈写照。经此血火洗礼，秦汉方悟“止戈为武”的真谛，华夏方归一统盛局，白起的悲剧，终究成为推动文明演进的警钟。
读罢跋文，再思白起，恰似捧观一块历经千年的古玉，其“玉之坚利”是冠绝战国的军事锋芒，其“玉之瑕瑜”是人性的挣扎与时代的局限，其“玉之厚重”是权力倾轧与文明进阶的历史哲思。白起的故事穿越两千余年仍争议不息，正因他映照出人性的复杂、制度的束缚与战争的残酷。而跋文的价值，便在于以史为鉴，让我们在感叹名将悲情的同时，读懂历史评价的多元性，悟透“止戈为武”的文明真谛，在回望乱世风云中，倍加珍惜当下的太平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