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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广州白云机场，一名英国籍旅客准备出境。
行李箱被打开，衣物、笔记本、罐头都很正常。
就在箱盖即将合上时，箱底传出轻微声响。
工作人员停了手，撬开夹层，两只活体老鼠露了出来。
事情从这一刻开始，不再是一件普通的海关检查。
带动物出境并非完全罕见，但在当年的管理环境下，这种情况足够引起警觉。
更关键的是，工作人员没有选择当场声张，而是按流程逐级上报。
这一判断，后来被证明非常关键。
行李的主人叫乔治·瓦特，英国籍，职业标注为工程技术顾问。
他当时的反应很平静，没有争辩，也没有慌乱。
这种状态，反而让人更难放松警惕。
老鼠被悄悄替换，原样本被送检。
检测结果很快出来，毛发上残留的放射性特征，与我国西北核工业基地的数据高度吻合。
问题在这里变得非常清晰。
这不是违规携带动物，而是一次有目标的样本外带行为。
很多人后来会问，一个国家的核机密，怎么会被两只老鼠威胁到。
这个问题本身就反映了对情报工作的误解。
环境样本同样重要。
空气、土壤、生物体表附着物，都可能成为分析对象。
只要样本足够稳定，就能反推出核材料类型、反应堆运行状态，甚至生产规模。
从这个角度看，老鼠反而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媒介。
它们活动范围广，接触环境多，又不容易引起怀疑。
检测结果上报后，北京方面迅速介入。
处理方式很克制，没有公开拦截，也没有立即抓人，而是选择继续放线。
这一点，我个人印象很深。
面对高度敏感的事项，克制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乔治被告知需要暂时配合工作，随后返回北京。
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一套完整的监控体系。
表面上看，乔治的履历相当干净。
英国名校背景，多国工程经验，与中方合作多年。
这种人选，在当年并不罕见。
真正引起注意的，是履历中的空白期。
1956年至1959年，没有明确记录。
而这几年，正是英美情报系统高度活跃的阶段。
调查人员注意到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妻子曾在外交系统工作，具备语言与通讯条件。
两人的经历叠加在一起，很难说只是巧合。
随着调查深入，另一条线索逐渐浮出水面。
兰州化工基地，一名自称英国专家的外籍顾问许林德，与乔治存在联络。
现场接触中，一些细节显得不太对劲。
口音偏美式，对设备结构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关键问题往往回避。
这种状态，与真正的技术专家存在差距。
后来发现的证据，印证了这些判断。
衣物纤维上附着的核尘，与基地样本高度一致。
从操作层面看，这是一种极为隐蔽的手段。
从风险控制角度看，也是一种经过反复设计的方案。
当广州方面传来消息，相关人员准备离境，局势变得紧张起来。
一旦成功出境，证据链将极难追回。
抓捕并不困难，难的是地点选择。
在广州动手，距离境外太近，外交干预空间大。
在北京，控制力更强，处置也更稳妥。
最终决定在北京收网。
这一决定，后来得到了周总理的明确批示，要求慎重执行。
行动过程很短。
证据却非常完整。
行李中的衣物、加密记录、发报设备，都构成了完整链条。
乔治与许林德的分工也逐渐清晰。
一个负责样本采集，一个负责整理和外带。
彼此独立，又相互补位。
案件最终审结。
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刑或驱逐。
这是新中国首次成功破获涉及核情报的间谍案件。
我个人认为，这起案件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只在于抓到了人，而在于它证明了一点。
制度、流程和经验，在关键时刻可以形成真正的防线。
半个多世纪过去，再回看这起事件，会发现它并不传奇，也不戏剧化。
它由一次细致检查开始，由一连串冷静判断推进，最终落在一个并不张扬的结局上。
这类故事，往往不容易被记住。
但正是这些不被注意的细节，构成了国家安全最基础的部分。
两只老鼠没有登上飞机。
而一整套核工业体系，也因此避免了一次无法估量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