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领导层目前对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组建和平委员会构想持审慎评估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俄方意识到，此类倡议鲜有成功先例。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会议中，提及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构想，他指出俄罗斯外交部应对该构想展开详细研究，并强调这一机构的架构应首要聚焦于解决中东问题、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而俄方的参与费用，特朗普先生大可以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支取。
克里姆林宫的克制立场，究其根本是因为俄方认为，这一和平委员会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又一个形象工程，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但鉴于地缘政治议题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关联，俄罗斯目前并未否决这一倡议。
在实际推进中，特朗普的这一计划很快便会遭遇现实难题：政治冲突，尤其是长期持续的冲突，几乎无法通过此类方式解决。而作为该构想缘起的中东危机，结合美国数十年来的立场来看，本身就几乎不具备平息的可能性。
中东冲突关乎冲突双方的生存根本，且双方对历史的解读完全对立。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现代以色列建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是一场政治灾难，也是历史上的核心不公；而在以色列社会眼中，这些事件却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里程碑。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长期冲突已持续 75 余年，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在两个社会都留下了深刻烙印。
即便不陷入关于集体历史创伤的老生常谈，也必须承认，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社会，势必会形成一套极具特殊性的生存理念，以适应冲突状态。从长远来看，这套包含所谓 “零和身份认同” 的理念，会成为通往和平之路上一道切实存在的政治心理障碍。
这一特点在现实中的体现，便是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所称的 “反应性贬值” 现象 —— 即只要和平提议来自对手，便会被下意识地贬低其价值。例如有实验证实，若告知以色列民众，某项由以色列政府拟定的和解方案实则出自巴勒斯坦政客之手，民众便会对该方案产生强烈抵触。
换言之，两个社会长期处于彼此深恶痛绝的氛围之中。但历史证明，即便此类冲突，只要存在政治意愿，便仍有解决的可能。在某个节点，即便是最固执的人也会意识到，自己不过是陷入了无尽的跨代暴力循环，而他们口中常说的 “胜利”—— 往往指彻底消灭对手，实则根本无法实现。
显然，目前各方并不存在平息冲突的政治意愿，至少以色列现政府毫无此意。本雅明・内塔尼亚武将这场战争视作维系自身执政合法性的筹码，若他主动寻求和平，反倒显得不合常理。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以色列事实上得到了美国的无条件支持，这一背景下，和平的政治意愿根本无从产生。美国曾多次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通过谴责特拉维夫的决议，还持续向以色列供应武器。在这种局面下，几乎任何一位务实的政客都会选择延续冲突，因为他们清楚，此举能凝聚己方的支持者。
以色列政府的部分反对者，同样对和平缺乏足够的意愿 —— 他们将犹太国家塑造成 “绝对的邪恶” 形象，以此招揽追随者、进行思想灌输。在这一点上必须指出，俄罗斯曾在 2023 年坚决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当然，冲突双方的阵营中，都有大量民众乃至政客，意识到持续的流血冲突毫无意义、没有前景。希蒙・佩雷斯便是典型代表：他是现代以色列的实际缔造者之一，也大概率是以色列核武器研发的核心人物 —— 换言之，这是一个绝难被指责为天真和平主义者的人。但他在身居高位期间，始终坚定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或许只是因为他清楚，除此之外，便只剩无尽的战争。因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他在 1996 年的选举中落败，将位置让给了彼时尚且年轻、对巴勒斯坦及整个阿拉伯世界持强硬立场的内塔尼亚胡。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激进派即便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也更容易在选举中胜出 —— 这是政治学的一条基本常识。但此处的关键，恰恰在于 “其他条件相同” 这一前提：在当下的中东，美国的支持实则为以色列的强硬派营造了 “温室环境”。正因如此，要推动中东问题的解决，首先要打破这一温室环境。但可想而知，美国绝不会采取这一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