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常成，加利福尼亚大学现代中国历史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历史系访问教授。研究冷战、中美关系，以及普通民众经历的战争和革命社会历史。作者授权发布，转载须取得授权。
原载于《越界而生：冷战亚洲的移动与连结》，篇幅所限，此处略去注释。
1950年11月的一个凌晨，在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乡程家大院，二十二岁的程立人从堂妹手中接过一个简单的包袱，怀揣父亲给的三百元钱，匆匆离家。程走到县城，找到初中同学温北海，两人一同报名参加解放军。“要参军，马上上车子！”一名军官命二人爬上卡车，部队很快就开拔，离开思南。1951年3月，程立人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的弹药搬运兵，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两个月后，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程立人开小差，向联合国军投诚。在韩国战俘营，他成为著名的反 G 战俘领袖，却没有在1954年1月随一万四千名“反G义士”到台湾；他与另外十一名中国籍战俘选择前往中立国。在印度停留两年后，1956年程立人迁往阿根廷，后成为当地著名富商。
2014和2016年，笔者两次远赴阿根廷访问程立人。本文利用程立人口述访问、亲共与反 G 双方战俘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审讯纪录、回忆录与口述访问，以及美国和台湾的外交、军事档案，联合国报告等史料，重建程立人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从家境优渥的少年时代到重庆警官大学求学的青年时代，从1949年大陆鼎革动荡之际到1950年川贵民变与中共“剿匪”，从志愿加入解放军到韩战战场脱离部队向联合国军投诚，从战俘营FG领袖到选择远走中立国，滞留印度的难民，最后到阿根廷成为富商，直至2022年底平静往生。
一、从贵州到重庆，从警察到“土匪”
程立人，原名程国纲，1928年出生在贵州省思南县的一个富商家庭。思南地处贵州东北，乌江中下游，自古以来是川、黔、湘三省“盐油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巴蜀之地自贡的井盐（“盐巴”）顺长江而下至涪陵，再溯乌江而上至思南，再经陆路转运贵州各地甚至远及湘江流域。川、陜、皖等地商人进驻贵州收购桐油、生漆等土特产品，经乌江顺流而下出黔，是谓“盐油古道”。
二十世纪初以来，桐油作为一种工业原料，特别是军工原料，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品之一，到1936年更取代丝茶跃居出口品首位，占出口总值的10.4%。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派遣银行家陈光甫赴美，协同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财长摩根索谈判，于1938年底达成以22万吨桐油换2,500万美元贷款的协定，更说明桐油的重要性。1940年湖北宜昌沦陷后，长江航运瘫痪，思南更成为川－黔－湘水路联运生命线上的重镇。思南地处偏远，却已汇入全球经济体系。
程立人的祖父程良佐（又名程义顺）清末从安徽移居思南，从事桐油贸易而发迹。由于桐油供不应求，时常有不法商人在桐油中掺入米汤，以致信用全失。而程良佐秉承良好操守，受到上海等地洋行的信任，成为当地的大桐油商。在少年程立人的印象中，祖父“每天都收购桐子，榨桐油”。家中总是客商不断，无论生意是否谈成，祖父总是客气地招待客人吃饭。祖父卓越的商业基因潜移默化，植入了少年程立人的头脑中，为他后来在阿根廷的商业成功打下基础。
程良佐四弟兄在思南县许家坝乡修建高墙大宅“程家院”。程立人的父亲程治兆在五个弟兄中排行第三，弟兄各自成家后都在程家院分得房产。在程立人的记忆中，父亲不用做事，依靠田产地租就过着舒适的生活。
程立人排行老大，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在程家院念过两年私塾，然后到许家坝国民小学读了两年小学，再到思南县城读初中。初中毕业后，程立人远赴省城贵阳，就读于由茅台酒创始人赖永初设立的永初私立中学，而当时整个思南县在贵阳读高中的学生只有两人。在高中时期，程立人依然衣食无忧。据他回忆，“如果我向家里要一百元钱，我父亲肯定寄一百二十元来”。
1947年春，中央警官学校重庆分校到贵阳招生，有六十多人报考。程立人在作文考试中，讲述家庭背景，书写理想抱负，获得主考官的青睐，跻身三名考取者之列。重庆分校的学员来自西南各省，分为两类：一年制的转业警官班，学员包括约三千余名转业军官；两年制的正科学生班，每期有约两、三百名招考的高中毕业生。正科学生必须接受半年的军事入伍训练，以培养合格的“战时军官、平时警官”。
程立人入学的1947年亦是国共内战的转折之年。中共在东北、华北站稳阵脚，逐步转入反攻。两年后，程立人毕业时，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1949年4月20日夜，中共百万大军开始横渡长江，23日陷南京，5月27日占上海。中央警官学校重庆分校于5月宣布学生提前毕业，程立人只得返乡谋职。适逢当年的思南中学校长黄友群在思南以南约200公里的镇远县任县长，带去三十多名亲友门生占据县政府要职，程立人的几位初中同学就任科长。程立人到访镇远，黄友群县长设家宴款待，说自己各种人才俱有，“独缺一个学公警的老爷”。7月，刚毕业的程立人成为镇远县警察督察长。
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湖南进攻贵州，8日即占领黔东重镇镇远，15日克省城贵阳，17日进思南，守军不战而降。07在解放军逼近之前，镇远县长黄友群已望风而逃，携一百余人返回思南。而程立人的韩战审讯纪录显示，他于10月返回思南。他的警官生涯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
到此为止，美军审讯纪录和程立人的口述都基本吻合。不过，对于之后的一系列事件，程立人并不认同审讯纪录的记载。据审讯纪录，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占思南，而程立人未作抵抗，即被俘虏。次年2月，程加入反 G 游击队，参与零星战斗。7月，游击队首领被俘并遭处决，游击队溃散，程返回许家坝家中。对此记录，程立人在访问中予以否认。“我咋敢呢？”他解释说，“可能是他们（审讯官）自己写的。”虽然理论上1951年形成的审讯报告的可信度高于多年后的记忆，该报告也有一个致命的缺憾：美军审讯官Makio对程立人口供的可信度评价为“低”（Reliability: Poor）。如何鉴别孰真孰假呢？
虽然除了美军审讯纪录，没有材料证明程立人参与了1950年的叛乱，但是身处叛乱核心地域，并与叛乱领袖关系密切的程立人绝难立场超然，置身事外。1950年2月下旬，春节刚过，西南四省——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即爆发大规模叛乱。于1949年底向解放军投诚的前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叛变，原地方保安武装也加入其中。贵州省“较大的叛乱武装有460余股，约十二三万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队伍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全省七十九座县城中有三十一座被叛军占领。据中共官史《思南县志》记载，人口不到三十万人的思南县，有大股土匪二十八起，“匪首、军警宪特反革命骨干分子达两千多人，匪众一万多人”。
1950年3月，思南全县爆发叛乱。20日，原许家坝乡长程天祥之子、前国军军官程刚率众二百余人，攻击许家坝乡政府，杀死四人。而原镇远县长黄友群率部百余人设伏阻击中共援军，打死一名解放军。26日，另一股叛军火攻大坝场乡政府，杀死十二人。次日，十三名解放军遇袭身亡。4月1日，黄友群、程刚率两千余人，手持梭镖、镰刀，围攻思南县城，连攻三日不克。5日，解放军守军第138团大部撤离县城，在往遵义撤退途中遇袭，某营长等三人死亡。两天后，思南县、区干部百余人撤离思南县城，转移至江口、铜仁。13日，黄友群、程刚等各路叛军约两千余人进占思南县城，成立“反 G 救国军”及“黔东剿共总指挥部”，黄友群被推为县长。不过，三天后，解放军第138团回师思南，才当了三天“县长”的黄友群被迫撤出县城。
5月，解放军第46师师长兼铜仁军分区司令坐镇思南，指挥“剿匪”。第138团夜袭许家坝，歼灭投诚又反水的前国军第328师一个营，俘获二百余人。随着解放军在四川完成清剿工作，增援部队源源进入贵州，实施“铁壁合围”，逐渐瓦解叛军。7月，盘踞在深山中的黄友群被俘。而程立人的韩战审讯纪录与此时间线基本吻合：7月，游击队首领被俘、遭处决，游击队溃散，程返回家中。
据地方史料记载，1950年7至9月，中共在思南公开处决了三批反叛首领。7月15日凌晨，中共在县城执行彻夜大搜捕，捕获“预谋暴动集团”反革命分子八十余人。8月20日，八名“预谋暴动首犯”在县城河坝被公判枪决。“一次就枪毙了八个！”六十多年后，程立人回忆往事仍心有余悸。8月24日，程立人的初中老师、前镇远县长黄友群被枪决。据当年领导思南剿匪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回忆，此期间共有一百余名“匪首”被公判枪决。
中共在继续清剿的同时，实施社会清洗运动。中共设立“土匪集训班”，按照“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的政策，对匪首逐一进行审查、惩办；对主动投诚、悔过自新的二千余人进行教育改造；对一般匪众不予追究。据其韩战审讯纪录，程立人于1950年2月参加反 G 游击队，7月首领被俘、处决，于是程回家。那么可以推论，程要么没有被俘，顺利逃回家；或者被俘后经历“土匪集训班”，被定为“匪众”，获释回家。无论如何，回到家中的程立人并不安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镇反运动的目标主要为五个方面的敌人：1. 土匪头子；2. 特务；3. 恶霸；4. 反动党、团、军、政、警、宪骨干，包括警长以上的警察；5. 反动会道门头子。即便程立人没有参与反叛，他在警官学校的学历和在镇远县任警察督察长的经历就足够定罪为“反动军警骨干”，“特务、反革命”的罪名可能随时扣上头来。
镇反运动开始后，中共思南政府推行以剿匪为中心的“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五大运动，在农村成立农协会，会员参与设卡、搜山，抓捕散匪。仅1950年12月，参加搜山的群众就达十多万人次，平均每天三千五百人。在此期间，战场击毙匪首三十七人；对被俘的匪首逐一审查，其中二百四十余人于12月27至28日在县城、许家坝等地公判处决。针对隐蔽的反革命分子，思南县公安局派出工作组下乡，“发动群众，清查、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收集罪证。”即便程立人没有参与反叛，也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捕的“反革命分子”。红色恐怖正在步步逼近程立人。
二、从思南到重庆、至朝鲜，从“土匪”到解放军战士
虽然叛军在思南被击溃，但仍然在黔东北五县依靠梵净山天险负隅顽抗。9月，四川省内的剿匪战役基本结束，西南军区调集川东的第11军31师、川西的第60军180师540团，以及川东涪陵、贵州遵义、铜仁地区的地方部队，实施川黔湘鄂边区会剿。在黔东北五县，中共调动部队共20个营、共一万三千人，组成四个集团，构成三道封锁圈，实施“向心合击压缩”。
经过为期五十天的铁壁合围，黔东北第一期会剿于11月10日结束，解放军歼匪近三万人；随即乘胜追击，发起第二期会剿，以肃清盘踞梵净山周围五县的小股叛匪。由第31师组成的第一集团于11月17日分两路从思南出发，出击被叛匪占领八个月之久的印江县城。
而程立人的韩战审讯纪录显示，11月14日，他在无奈之下，报名从军，成为第31师91团砲兵营的弹药搬运兵。据程立人于2014年口述，1950年冬某日凌晨，天还没亮，他怀揣父亲给的三百块钱，匆匆上路。程立人从许家坝走到县城，找到初中好友温北海。作为国民党遗留人员，温此时仍然留任公安局，却已经感到岌岌可危。程要他马上动身，一起参加解放军。二人找到当时驻扎在思南的第31师某单位，要求参军。负责军官询问二人背景，程隐瞒了自己的警校、警察经历。很可能也就是此刻，他隐瞒其真名“程国纲”，改称“程立人”。然而，当时情况紧急，该军官没有时间细问，看他们“好像是读过书的”，于是命令他们，“你们要参军，马上上车子！”二人爬上卡车，部队很快就开拔离开思南。
几十年后，程立人的家人告诉他，当年他离开许家坝老家后一个多小时，工作组就来找他。“迟一个钟头走，就走不了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程立人淡淡地说：“我待在家里不行。我必须离开，去重庆。”而这一去，就是永别。
1950年的贵州和大陆其他地方一样，中共正在逐步推行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有“反革命”历史的人注定要受到越来越多的监视和惩罚。显然出于无奈，程“自愿”参军。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部队是否要去朝鲜，他甚至“不晓得什么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通过参军，至少可以摆脱地方上的清算斗争；如果幸运的话，他还可能通过良好表现来救赎原罪。至于从朝鲜战场上叛逃，此刻他大概无法预见。
中共建政初期往往被西方学界称为“蜜月期”。当大多数农民、知识分子、甚至资本家还沉浸在对新政权的期待与想象中的时候，程立人已经提前经历了残酷的政治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先知先觉，他自知在中共令人窒息的统治下很难生存，因此渴望逃离。
程立人登上解放军卡车之前几个月，在千里之外的武汉，三十岁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刘绍唐伪造文书，南下叛逃香港，后出版《红色中国的叛徒》。1952年，胡适为该书英译本撰序，称赞刘早在中共建政初的所谓“蜜月时期”“已经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看见红色的罗网从四面八方紧紧围过来，……于是就逃了出来。”可以说，程立人与刘绍唐所见略同，却又南北殊途。
与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建立的新社会是没有退出机制的，几乎没有人可以选择退出，没有人可以自由迁徙，更不可能自由出境。而韩战的爆发提供了一线可能。尽管战场异常危险，未来的叛逃者们被迫或者自愿参军，以求在“新社会”救赎原罪，其中有人也许意识到战场这条险路可能是逃离中共统治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志愿军亟需兵员，同时中共对防范叛逃很有经验与自信，也从未考虑过部队大规模被俘的可能，所以不少“不良分子”被仓促送往朝鲜前线。中共的大意也为叛逃者留下一线生机。当然，也有更多的叛逃者丧命战场、狱中或者刑场，还有更多的人企图逃离却从没有得到机会。如此看来，程立人是幸运的。
三、开小差的志愿军弹药搬运工
在程立人离家参军前一周，11月7日，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西南地区提供入朝部队的计划：“先调三个军去，并把人员补充足，第二批再调三个军去。”毛泽东于15日覆电：“请即按此施行。”第一批的三个军，即第12、15、60军，迅速收拢分散在川黔各地剿匪的部队。由于原第11军31师改隶第12军，当时在贵州剿匪的第31师接到命令立即返回重庆，准备开拔赴朝。由此可见，程立人所述“要参军，马上上车子！”其情形完全可能。据中共军史记载，西南地区第一批入朝部队“进行整编，补充兵员，除了一批新战士，还吸收了一批解放战士，充实了各部队员额。”“解放战士”即被俘或者投诚的前国军士兵，前警察程立人自然也属此列。
12月初，西南地区派出的三个军开始由水陆两路转运河北。第12军从重庆出发，乘船出三峡至汉口，然后转乘火车到河北晋县（今石家庄市晋州市），程立人所在的第91团驻在南寺吕村。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学习，没什么训练。”实际上，除了政治动员外，部队还“开展必要的临时军事训练，重机枪以下步兵武器一律换成苏式装备。”然而，这一切新武器都和程立人无关，因为他被分配到兵营任弹药搬运工。显然，他的历史复杂，而中共又没来得及对他进行充分的“思想改造”，他不被信任。尽管受过高等教育，也具有基本的军事常识，程立人只是一名搬运弹的苦力。
同在第91团兵营的前国军连长王尊铭要比程立人幸运一些，他在82毫米迫击连担任训练教官，排级干部待遇。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二人在共军时期相互认识，但是他们的命运将会在韩国战俘营交汇、碰撞，程立人的命运将会因此而改变。
比程立人年长两岁的王尊铭1926年出生于陕西省最北端神木县的一个国民党官员家庭。1938年，中共占领神木，年仅十二岁的王尊铭被父母托付给一位国军军官带走。抗战中，王跟随这个军官走遍华北各地。几年后在韩国战俘营，王走南闯北的经历将会成为其重要资产，使他能够和来自不同地方的战俘称兄道弟，拉近距离。
1945年王尊铭中学毕业后加入国军，1948年获选派到南京接受政治训练，后分发至胡宗南部第90军，在陕西蒲城一带与中共作战，立功被提升为连长。1949年12月底，第90军在川西被中共歼灭，王尊铭被俘，其后数次逃跑未遂。中共对这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思想和劳动改造。1950年12月，国军战俘的改造告一段落，一批人被发配到新疆屯垦，而王尊铭被拨发到解放军第12军任训练教官。显然，对中共来说，王尊铭的军事技术特长更有利用价值；而程立人只是一个劳力而已。
1951年3月18日至28日，来自西南的三个军作为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而此时，中共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战局逆转。在1950年10月至12月间的第一、二次战役中，轻敌的联合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甚至在第三次战役（1950.12.31-1951.1.8）中一退近千里，弃守汉城，一直退到三七线以北三十多公里一线才稳住阵脚。然而，在漫长的第四次战役（1951.1.25-4.21）中，志愿军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而李奇威统帅的联合国军抓住志愿军“礼拜攻势”的特点，逐渐转入反攻，令共方不断败北。3月14日中朝军放弃汉城，4月下旬已全线退守到三八线以北。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了扭转局势，决定发动最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其目标是“消灭敌人几个师……夺回主动权”。此次战役的主力就是刚刚入朝的第二番作战部队，包括来自西北的第19兵团的三个军和来自西南的第3兵团的三个军。
1951年3月25日，第12军从辽宁省宽甸县过鸭绿江，一路夜行昼宿，每日徒步行军三、四十公里。4月20日到达三八线以南阵地。两天后，志愿军司令部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攻势，联军有计划地步步撤退，同时又保持接触，过程中并未遭受重大伤亡，而且守住了汉城。4月29日，志愿军攻势结束，第12军随即移师东线战场。5月16日，中朝发动第二阶段攻势，联军故技重施，再次撤退，诱敌深入。待志愿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联军凶猛迅速地展开机械化包抄反击。21日，彭德怀仓促命令“转移休整”；23日志愿军全面北撤。在此过程中，第3兵团第60军与第12军被迅速推进的美军穿插包围，大量官兵伤亡、被俘或投诚。
审讯纪录显示，5月29日程立人乘部队撤退之际，于三十八度线以南不知名某地脱离部队向联军投诚。同日，王尊铭也于不知名地点投诚。据程立人于2014年口述，他和一个同伴在投诚前十来天就已经脱离部队，藏匿于山林之中。“那么大的山，我们上去都跑了一天，部队怎么来找我们？”虽然干粮耗尽，可是他难掩喜悦：“我们两个心里高兴，脱离关系了，谁也管不了我们了，谁也找不到我们了。”与程立人同日被俘的孙秀和也是思南人，同在第91团兵营当搬运。孙秀和的审讯纪录记载，5月22日部队遭美军空袭，他与另外一名士兵趁机脱离部队，藏身山林，直至29日主动投诚。有趣的是，孙、程两人的战俘编号是连号。程立人显然就是与孙秀和一起开小差、投诚那名士兵。
更加巧合的是，两个美军审讯官在两个不同的时间（1951年9月和10月）审讯孙秀和与程立人，对他们所提供情报的评价都是完全一致的：“智力与合作：普通；对距离和尺寸的判断及记忆：差；可信度：差。”很难相信，毕业于警官大学的程立人和上过两年高中的孙秀和的记忆力很差。更严重的是，他们给美军审讯官留下不可信之恶劣印象。比起某些面对审讯官滔滔不绝，以致审讯报告洋洋洒洒数十页的战俘，程立人的审讯报告虽有十页半，但是内容简陋，乏善可陈。审讯官似乎认为，程立人仅仅提供最低限度的合作，而并未倾其所知。
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等多个不同单位曾审讯数千名中国战俘，留下一千多份相对完整的审讯纪录。这些审讯报告的内容包括战斗和战役级的军事情报，以及所谓的“战略情报”，诸如新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民生等等。无论哪一种报告，第一页到第二页都是战俘的个人资料，包括详细的简历。据美军从台湾聘用的审讯官、国军空军军官高庆辰称，美军挑选战俘接受调查的标准是：“有普通知识……见闻尚广，记忆力佳而诚实聪敏者。”绝大多数的战俘领袖都符合这样的标准，包括反G和亲共双方，事实上他们大都曾经受过深入的审讯。而审讯的过程可能相当长，每天七、八个小时，从一天到一、两周，甚至更久。笔者找到了双方大部分知名战俘的审讯纪录。
由于程立人的可信度“差”，他显然不属于“记忆力佳而诚实聪敏者”。很可能因此他的审讯比较短暂，也没有被重复审讯，而笔者也只发现一份他的审讯纪录。当然，笔者无从判断他当初是否有故意装傻以避免再次接受审查。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程立人的谨小慎微是明智的。从1951年底至1953年底，美军情报机关从中国战俘营秘密征调大约二百至四百名战俘，经过短期的秘密训练，以跳伞空降、海上登陆或陆路渗透等方式派往北韩进行情报工作。其工作人员大多被俘或阵亡，仅有一百人左右于1954年1月底被送到台湾。而这些被强征的战俘往往都是在审讯报告中获得很高评价的前陆军官校学员、国军军官等。自然，他们“对距离和尺寸的判断及记忆”优良，“可信度”高。
当然，程立人不是未卜先知。程立人的审讯报告写成于1951年9月24日，当时联军可能还没有开始征调战俘从事特战。不过，这至少说明经验丰富的美军审讯官也被程立人判断力差的表现所蒙蔽了。韬晦、谨慎、警惕也许才是乱世中的最佳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