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罗夫紧贴着海岸而建，海滩上有一道狭长的居住带，这条狭窄的平地被群山环绕。这座城市完美展现了波斯湾地区山地王国中的港口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尸罗夫被建在一个名为塔哈里（Tahari）的天然港口上，有时整座城市仅有一条与海岸线平行的街道。波斯湾大部分水域极浅，平均水深仅115英尺（约35米），但波斯一侧水较深，大型船只可以入港，避开阿拉伯半岛一侧的沙洲。在尸罗夫，可用平地极为稀缺，所以逝者不得不“俯瞰”生者：墓地被挖掘在环绕城镇的悬崖上，因为沿着海岸，水手、商人和贸易者的公寓鳞次栉比。土地如此金贵，如果被用作墓地，对逝者而言实在太过奢侈。城市西北侧有一片缓坡，向上延伸至主干道，这条道路蜿蜒通向贾姆城（Jam），并最终穿越百余英里的山区隘口抵达设拉子——波斯和“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城市之一。11世纪时，设拉子是白益王朝的都城，这个波斯什叶派王朝曾资助巴士拉的精诚兄弟社，还通过充当巴格达哈里发的雇佣军，实际掌控了阿拉伯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除了作为通往设拉子的陆路起点，尸罗夫还是海上中转站：来自适合印度洋与季风航行的远洋巨轮在此停泊，所载货物在此换乘小船，经河道被转运到巴士拉。
尸罗夫港遗迹平面图
由于与巴士拉和设拉子这两座城市紧密联结，尸罗夫在10-11世纪盛极一时，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贸易者及其他旅行者蜂拥而至，住房供不应求，城市甚至不得不通过船只进口淡水。巴士拉在经济低迷期通常可依靠稳定的淡水供应、果园和椰枣林维持自给农业与本地贸易。尸罗夫则不然，它与波斯湾沿岸大多数城市一样，资源储备不足。尸罗夫作为联结巴士拉的深水港，几乎完全依赖于长途贸易，随着阿拔斯哈里发与白益王朝苏丹的权力衰退，尸罗夫也逐渐衰落。巴格达人口减少后，人们对巴士拉附近的中转港的需求降低，部分贸易从伊拉克转向更具吸引力的印度洋地区。随着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崛起，一条竞争性的西部商路兴起，贸易中心转向埃及、威尼斯和红海沿岸港口。失去功能的尸罗夫最终被废弃，但它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整个波斯湾地区贸易的崩溃。事实上，在中世纪，其他主要中转港在海湾地区陆续涌现，它们往往分布于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屿和港湾。
尸罗夫的故事是一部关于转瞬即逝的繁华与盛衰循环的叙事，象征着海湾地区经济反复无常的特性。它在10世纪的鼎盛时期便开始走向衰落。到12世纪时，在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摧毁其经济根基后，尸罗夫作为主要港口的地位已基本丧失。尸罗夫的兴起几乎完全依赖于全球贸易网络，而它也随着贸易的衰退和转移而衰亡。许多岛屿和城市试图取代它成为海湾地区的主要港口，其中，基什岛和半独立的霍尔木兹王国等一度取得成功，这既体现了中世纪海湾地区的脆弱性，也展现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大约从公元900年持续到公元1500年，这段中世纪的波斯湾历史，其最佳代表莫过于尸罗夫及其后继港口城市。即便在大都市巴格达日渐衰落、周边伊斯兰世界多数地区陷入混乱之际，这一时期再次彰显了波斯湾地区独特的世界主义模式和自治港口的生命力。这些港口之所以能够维持国际化贸易，并对外国商人的习俗持宽容态度，得益于它们相对独立于波斯沙阿和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统治，但这种缺乏中央监管的状态也意味着彼此之间会陷入激烈竞争。
对整个伊斯兰世界而言，中世纪是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所称的“伊斯兰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这种文化整合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元素，并受到伊斯兰与阿拉伯艺术及社会的启发。哈里发政权已分崩离析数百年，然而，一种基于宗教律法实践与阿拉伯文学的文化统一性，正日益在从摩洛哥至马拉巴尔的整个伊斯兰世界逐渐形成。这种联结虽植根于伊斯兰教，却催生了超越纯粹宗教层面的视角，形成了对人类整体的认知。在海湾地区，穆斯林、犹太人、波斯人、蒙古人、亚美尼亚人、萨巴人、印度教徒、伊巴德派等诸多群体持续互动交流，他们通过独特的契约文书与商业习惯塑造了当地的商人精神。中世纪的比较宗教学研究能在此兴盛就不足为奇了，著有《宗教与教派》（The Book of Sects and Creeds）的沙赫拉斯塔尼（al-Shahrastani，卒于1153年）等学者，正是从往来于波斯湾地区的商人与旅行者口中获取了关于世界各民族、语言与信仰的知识。与此同时，随着财富的起起落落，港口自沙漠海岸崛起，又随着区域权力更迭与远方世界的风云变幻，最终消失于沙漠之中。
尸罗夫港的海堤
尸罗夫挤满了来自不同国度的商人、贸易者与水手。有些人对海洋的眷恋远超陆地，正如10世纪波斯地理学家阿布·伊沙克-伊斯塔赫里（Abu Ishaq al-Istakhri）所述：“一名尸罗夫商人出海贸易，在船上生活了40年未曾踏足陆地。即便靠岸，他仍不愿下船离开海洋，而是派手下处理生意、赚取利润，然后返回复命。当旧船损毁，他便换到另一艘船上。”尸罗夫的水手以对海洋的热爱和前往遥远港口的无畏航行而闻名，他们在广州如同在巴士拉一样自在。10世纪曾游历东亚的旅行家阿布·扎伊德-西拉菲（Abu Zayd al-Sirafi）搜集了尸罗夫水手远航至印度（阿拉伯语称之为“Hind”）、中国（阿拉伯语称之为“Sin”）和东非（阿拉伯语称之为“Zanj”）的故事，其中关于中国富庶繁华的描述尤其挑战了阿拉伯人的世界观。当时广州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商人众多，以至于中国统治者在港口设立专门机构，任命“一名穆斯林……处理港口内穆斯林之间的纠纷”。同样，中国人也熟知海湾地区及其重要城市。泉州官员赵汝适（卒于1231年）曾根据阿拉伯水手的见闻，撰写了关于阿拉伯地区和波斯湾诸国的文章，文章收录在他的《诸蕃志》中。
水手们定期往返于尸罗夫和中国之间，通常每两年一次。印度洋季风的规律性、尸罗夫的酷热以及其他气候因素共同塑造了某种特定的年复一年的航行节律。夏季，从西北吹来的风使得穿越印度洋向东的航行变得很轻松。冬季，相反方向吹来的风又使得人们能在气温相对凉爽的月份同样轻松地返回波斯湾。地理学家伊本·巴尔基写道，尸罗夫“人口稠密，商品繁多，是商队和船舶的停靠港”。玫瑰、樟脑和檀香的香气在其市场中飘荡，商人们在那里赚取“巨额金钱”，尤其是在尸罗夫与设拉子建立联系之后。夏季，当商船向东航行时，那些不想亲自冒险出海的富裕船主和商人会关闭他们在尸罗夫的商铺和住所，前往白益王朝首都周围的山区休养。
尸罗夫港的临海院落
考古发现揭示了尸罗夫繁荣的线索。在塔赫里（Taheri）小村庄附近，对这座中世纪城市的挖掘工作仍在进行，这里有凿岩而成的坟墓群、坍塌的住宅和蓄水池。与波斯湾沿岸许多其他废弃港口一样，这里一片荒凉，狂风呼啸，几乎没有船只在此停泊。其昔日辉煌的痕迹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长期保存。英国旅行家詹姆斯·莫里尔（James Morier）于1809年在此目睹了“大片废墟和雕塑”。据当地人描述，港口入口处曾矗立着“两个巨大的白色圆顶建筑……先前覆盖着玻璃”。它们曾为数百艘驶入这座大港的船只指引方向，正如莫里尔所言：“阳光在每个圆顶上的反射使得这一地标在海上很远的地方都清晰可见。”20世纪初，英国作家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描述了破损的蓄水池和陶器，包括“散落各处”的大量中国瓷器。在稍往内陆的地方，洞穴中的人类遗骸和其他神秘遗迹让一些人认为，尸罗夫最初是作为琐罗亚斯德教城镇建立的，甚至可能是由波斯传说中的凯扬王朝（Kayanian Dynasty，据信与大卫王同时代）所建。20世纪后半叶，多支国际考古团队认识到了尸罗夫的重要历史地位——在伊斯兰教传来之前，它曾是统治海湾地区的波斯人的海军要塞。因此，随着巴士拉和巴格达日益繁荣，对海运商品需求增加，尸罗夫已具备腾飞所需的船只和造船基础设施。
尸罗夫甚至比巴士拉更以商业为导向，作为深水港，它可直接接纳大型船只，人们无须将货物转运到吃水浅的货船上。这种特性成就了——同时也几乎完全依赖——那些激发巴士拉诗人与作家想象力的全球性长途贸易。尸罗夫人以灵活的商业头脑著称，并愿意为迎合外来商人调整本地习俗。凭借这种务实态度，加之巴格达对中国及沿途港口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尸罗夫走向繁荣。10世纪编年史家马苏迪记载，因不同信仰与不同出身的水手在此创造并消耗巨额财富，尸罗夫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富庶的地方之一。他认为这座城市是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堪称巴士拉之后的“第一停靠港”。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曾描述这里沿波斯湾而建的柚木多层房屋（部分木材可能取自被拆解的旧船）与其他精美建筑：“在阿尔达希尔地区，除设拉子外，最重要的城镇便是尸罗夫，其规模几乎与设拉子相当；尸罗夫的房屋是用柚木或来自桑给巴尔的其他木材建造的，多达数层。该城镇坐落于海岸，满是精美建筑，人口稠密。居民以房屋雅致为傲，有人愿花费3万第纳尔修建自己的宅邸并围以花园。”这位地理学家还提到，尸罗夫的水源有限，主要来自贾姆山（Jamm 或 Hum），可能是通过波斯坎儿井获取的。他还列举了经此进口的大量货物，其中许多来自非洲东海岸及整个印度洋地区：“沉香木（用于焚香）、琥珀、樟脑、宝石、竹器、象牙、乌木、纸张、檀香木，以及各类印度香水、药材与调料。”因四周环山，尸罗夫除私人花园外几乎无农业发展空间，整座城市完全投入商业。作为将印度洋货物运往美索不达米亚的中转枢纽，尸罗夫也生产部分出口商品。如伊斯塔赫里所述：“城内生产优质餐巾、亚麻面纱，它还是重要的珍珠市场。”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哈里发的黏土印章（用于封印信件红蜡）均产自尸罗夫，“此乃该城特产”。当这位14世纪的史学家在遥远的突尼斯著书时，这座海湾港口给人们留下的辉煌记忆已逐渐模糊，他几乎未提及尸罗夫曾作为海湾地区与东方贸易枢纽的角色。
尸罗夫港房屋台基墙体
尸罗夫从崛起至鼎盛再到急剧衰落的故事，在许多海湾港口反复上演。随着贸易沿着变化无常的波斯湾海岸从一座城市转移到另一座，繁荣既脆弱又短暂。这也意味着，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港口通常成为权力中心不同，海湾地区的港口始终处于帝国的边缘。
尸罗夫一直繁荣昌盛，直到977年的一场大地震拉开了一系列地震的序幕，威胁到了其作为安全港口的声誉。当人们试图重建这座城市时，敌对港口的精明统治者趁机利用了它的不幸。位于尸罗夫东南约200英里（约322千米）处一座岛屿上的基什港，常常是尸罗夫的死对头。处于自治状态的奥斯曼总督鲁肯-道拉（Rukunad-Dawlah）统治尸罗夫时试图攻占基什岛，将它纳入其贸易网络。基什岛的商人统治者阿布·卡西姆（Abual-Qasim）同样嫉妒尸罗夫的繁荣，他的策略是绑架当地商人，迫使他们改用自己的港口。这一策略并未完全如他所愿让基什获益，但对尸罗夫的影响正是他想要的：“没有商人会将船只驶入尸罗夫港整修，在从马赫鲁班（Mahrubān）、杜拉克（Dawraq）或巴士拉到克尔曼（Kirmān，一个内陆地区和城市）的航程中，也没有船只愿意在此停泊避风。因此，除了皮革制品、陶器和法尔斯人独需的物品外，再无其他货物经尸罗夫转运，这座城镇最终彻底沦为废墟。”但导致尸罗夫终结的并不仅仅是地震或基什统治者的野心，更关键的是，它无力抵御世界贸易趋势的变化，也无法应对派系争斗与政治分裂，敌对的军阀试图引诱其商人转投他处。13世纪的马可·波罗在书中提及，波斯湾的主要停靠点已非尸罗夫，而是基什：“巴格达是一座非常伟大的城市……一条大河穿城而过，顺流而下可直达印度洋。商人们载着货物在此往返。要知道，从巴格达到印度洋，沿河航行需整整18天；想去印度的商人会沿这条河抵达一座名为基什的城市［岛屿］……并从那里进入印度洋。”
1933年，斯坦因在尸罗夫港遗址采集的中国瓷片
这座岛屿（基什）还连接了伊儿汗国与热那亚的贸易，而热那亚通过波斯湾扩大了其商业活动。然而，基什面临着一个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霍尔木兹港。这个港口坐落在波斯湾狭窄入口处的霍尔木兹平原上，四周环绕着灌溉水渠与椰枣林。其商业寡头对椰枣种植的兴趣远不及对贸易的兴趣，在遭到克尔曼一位王子的袭击后，他们迁至近海一座更易防御的岛屿。克尔曼作为塞尔柱苏丹国12-13世纪的据点，虽屡次劫掠霍尔木兹，企图榨取其商业财富，却始终未能得逞。马可·波罗并未像该地区大多数明智的商人那样乘船前往霍尔木兹，而是取道克尔曼，沿着一条危险的20英里（约32千米）长的陡坡下行。在这条山路上，旅行者不断遭到“强盗”袭击，而这些强盗似乎不受克尔曼控制。在塞尔柱王朝统治下，霍尔木兹向克尔曼进贡，但克尔曼的继承者乌古斯突厥人几乎无法从霍尔木兹富商那里榨取更多财富，此时商贾们早已迁居离岸岛屿。无论当时的突厥统治者是谁，霍尔木兹一直维持着与遥远的威尼斯等城市之间的珍珠和丝绸贸易，从而维持着地中海城市与印度洋市场之间的联系。随着贸易从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海湾地区呈现出与这一时期许多其他区域（如地中海地区）相同的特点——政治分权与地方社会文化活力迸发并存。在海湾地区，这意味着独特文学表达形式的繁荣以及对一种非帝国式的世界主义的颂扬，而且这些通常不受内陆强权的干预。
因此，随着霍尔木兹的崛起，基什走向衰落。它被取代的速度与它当年取代尸罗夫的速度一样快。这背后有几个可能的原因：11世纪，伊朗的棉花产业热潮逐渐消退。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基什一直是棉花制品的出口港，而棉花产业曾是整个海湾地区生产力和布匹贸易的重要引擎，其衰退导致基什经济遭受重创。几乎与此同时，一位来自波斯大陆的军事指挥官入侵基什，洗劫了当地的仓库和富商宅邸。1230年，霍尔木兹的统治者趁基什衰弱之际，成功将霍尔木兹提升为波斯湾的首要港口。为此，霍尔木兹在阿拉伯半岛沿岸扩建了前哨基地，并与阿曼的卡尔哈特（Qalhat）结盟。随着这两座城市“在海湾–阿曼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基什的时日已不多”。霍尔木兹人的胜利不仅因为铲除了基什这一竞争对手，还因其与强大的纳巴尼王朝（Nabhani Dynasty）建立了紧密联系，该王朝将阿曼丰富的农产品带入了贸易网络。关于霍尔木兹历代君主的史料，清晰展现了这座中世纪后期海湾港口的崛起轨迹：为了谋求最大安全保障和争取更多自治权，霍尔木兹从大陆迁至同名岛屿。大多数前往霍尔木兹的商人将其当作非洲、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中转站，以避开深入海湾腹地的潜在风险。不过，仍有大量商人在海湾地区穿梭。
其中一位商人是伊本–穆贾维尔（Ibn al-Mujawir），他可能来自波斯呼罗珊，于13世纪游历阿拉伯半岛，并在1226-1230年著书，当时正值拉苏里王朝（Rasulid Dynasty）在也门掌权，这个王朝借红海贸易繁荣之机崛起。事实上，伊本-穆贾维尔的记述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阿拉伯半岛西侧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不过，他并未提及海湾贸易遭遇灾难性衰退，反而揭示了红海贸易与海湾贸易如何相互关联，即两者或许都因亚丁（Aden）和拉苏里王朝的崛起而获益。他还提到了包括基什在内的诸多海湾港口，那里的“人民……对陌生人极为尊重且关怀备至”；他声称在那里“女性主导”男性。这一表述并非贬低男性，而是印证了基什作为主要长途贸易停靠港的特性——由于男性常远行从事贸易活动，家中事务通常由女性掌管。
尽管面临多重危机，在中世纪印度洋贸易体系中，海湾地区仍是信仰交融与商品交换的核心地带。一个几乎未被承认、仍待深入探索的区域是东非：在肯尼亚海岸外的拉穆群岛（Lamu Archipelago）已发现与波斯湾进行贸易的证据，学者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印度洋“海洋学”，将海湾-非洲经济更好地纳入世界历史研究。阿拉伯人培育的马以耐力著称，甚至在遥远的孟加拉国也备受推崇，这种马曾是海湾地区输往南亚次大陆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这一贸易由犹太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船主商人推动，这些船主商人的乘客称他们为“nakudas”和“nauvittakas”（这两个词分别为海湾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对“船长”的称呼），他们“展示了非凡的合作精神与社会和睦”。类似的世界主义精神可能也存在于著名的卡里米（Karimi）商人中，这些具有也门、埃及和印度血统的商人，使埃及与印度之间的红海香料和奴隶贸易航线高度繁荣。尽管人们曾一度认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穆斯林，但基督徒和犹太人同样完全有可能位列其中。1264年，一位名叫努鲁丁·菲鲁兹（Nuruddin Firuz）的船主，从霍尔木兹港出发，前往印度的卡提阿瓦半岛进行贸易。他的航海生涯堪称不同信仰者之间务实交往的典型案例。这名穆斯林商人与他的印度教徒朋友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在印度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此外，他的马匹出口生意极为成功，在巴格达陷落六年后，海湾地区与印度之间的马匹交易仍在继续。努鲁丁的同行称他为“malik ul tujjar”，即“商人之王”。
霍尔木兹王国中的人们服饰
因此，红海贸易路线的兴起并不一定意味着海湾贸易的终结。事实上，在14世纪，自治的霍尔木兹王国建立了一个从巴林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由港口和岛屿连接而成的海洋帝国。霍尔木兹的“鱼眼”珍珠声名远扬，连来自西地中海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制图师亚伯拉罕·克雷斯克斯（Abraham Cresques）在其1375年写成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中都描绘了海湾地区南部的采珠人。巴格达虽然地位下降了，也不再有哈里发，但仍然是珍珠贸易的中心，正如马可·波罗所言：“从印度［和海湾地区］运往欧洲的珍珠几乎都在巴格达进行钻孔处理……巴格达是这一地区最宏伟、最繁华的城市。”伊本·白图泰指出，在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波斯建立文化中心后，海湾地区的情况有所改善。
对一些历史学家而言，全球世界主义直到公元1500年后才在西方框架内逐渐形成。那么，该如何解释努鲁丁·菲鲁兹笔下的世界——那种充满“社会和睦”的氛围和对普世人类经验的高度认可？这一切似乎已趋近于“现代”概念的范畴。答案或许部分在于帝国霸权的终结：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权力的衰落导致中央集权力量瓦解，因此再无强权能够强制推行单一教义。他们的毁灭仿佛是天命与星象对骄奢淫逸的惩罚，伊本·赫勒敦曾预言了这一崩溃。他声称阿拔斯哈里发马蒙的占星家金迪（al-Kindi）曾著书预测伊斯兰帝国的未来：“书中指出阿拔斯王朝的终结与巴格达的毁灭将发生在伊斯兰历第七世纪（即公元12世纪）中叶，其毁灭将是伊斯兰教衰落的结果。”他说这本书后来失传了，“毫无疑问，它随着那些被旭烈兀扔进底格里斯河的书一起被毁”。巴格达的垮台如此著名，以至于它成了伊斯兰教和欧洲历史中的一则道德寓言。马可·波罗复述了旭烈兀将末代阿拔斯哈里发囚禁在堆满黄金与珠宝的塔楼中饿死的虚构故事。有趣的是，在描述遭洗劫后的巴格达时，他仍称其为重要城市，是更广泛的海湾贸易的一部分，而此时蒙古人正热衷于扩张权力与商业。
在蒙古人摧毁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之后，波斯湾周围的经济和文化虽发生了变化，但基本上保持稳定。研究珍珠贸易的学者指出，在巴格达衰落的那个世纪里，珍珠贸易似乎增加了，这表明海湾地区的贸易具有很强的韧性，而不是很快就崩溃了。1225年，中国宋代广州的一位海关官员记录了来自基什和阿曼的珍珠和马匹。在那个时期，“波斯湾地区——此前已与印度并列为世界两大珍珠主产地之一——进一步赢得了‘全球顶级珍珠供应地’的美誉，这里的珍珠不仅产量最大，品质也最优……巴林成了珍珠的主要市场和采集场”。波斯海岸也涌现出了竞争者。尽管巴格达陷落引发了诸多问题，但这一时期的独立统治者与移民商人社群反而在尸罗夫、基什、朱尔法尔、卡尔哈特和霍尔木兹等港口蓬勃发展。有学者甚至推测：曾在尸罗夫衰落时期出逃的移民，正是后来建立哈伊马角与沙迦这两个酋长国（今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卡瓦西姆部落（Qawasim）的先祖——这个部落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重点提及。他们历经数代人的迁徙，跨越波斯湾，在各港口定居，常被称为“尸罗夫的后裔”（Banu Sirafi）。这些人很可能属于所谓的“胡瓦拉部族”（Bani Huwalah）或“纳希鲁部族”（Bani Nakhilu），这个阿拉伯人群体曾强烈抵制任何中央权威，并于18世纪从波斯海岸迁徙至阿拉伯半岛沿岸。
中世纪海湾港口总是在海岸上最便利之处兴起，它们的政治形态具有以下特点：灵活多变、转瞬即逝、权力分散，且远离帝国中心。对教条主义者而言，它们有时颇具危险性，因为它们不符合什叶派的白益王朝与萨法维王朝、逊尼派的塞尔柱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或16世纪天主教葡萄牙的常规宗教范式。这种自治状态是首都以及其他大城市之外生活的一大特征。事实上，海湾港口的权力结构可能更为分散。据地理学家伊本·巴尔基的描述，沿海“酷热难耐”的地区主要居住着阿拉伯人，任何城镇都没有主麻清真寺，中央政府的存在感极弱。在伦格港周边的伊拉希斯坦（Irahistan）地区，讲阿拉伯语的民众“总是反抗政府，因为任何军队都无法在这些地区停留超过春季的三个月——冬季降雨［及陡峭山谷中汹涌的山洪］导致饲料匮乏［当地阿拉伯人在此情况下让牲畜适应吃鱼］，军队难以驻守；夏季则因酷热难耐”。为了收集雨水，当地人挖掘深沟种植棕榈树，沟非常深，以至于只有树梢才能探出地面。极端气候再次挫败了帝国的野心。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后代今天仍居住在波斯湾附近，成为现代伊朗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少数群体——几乎从未向波斯人缴纳过任何贡赋。即便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这些地区的自治传统与中世纪海湾港口的世界主义精神仍得以延续，使强制皈依或全面控制贸易的企图屡屡受挫。
1410-1412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世界奇迹之书》手稿，描绘了马可·波罗兄弟乘坐满载货物的船只从印度抵达霍尔木兹的场景
虽然尸罗夫衰落了，并且几乎消失，但中世纪的海湾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并未与之一同覆灭。例如，13-14世纪的霍尔木兹自治王国走向繁荣，甚至控制了巴林岛及波斯湾沿岸其他港口。珍珠作为一种奢侈品，不仅为海湾地区带来了过境财富，更成为其重要的内生财源，将资金真正留存在这里。欧亚大陆两端的航海者都深知其全球贸易枢纽的地位：著名的中国宦官、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曾率领庞大船队驶入西印度洋。如前所述，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也曾访问霍尔木兹港，并对其浓厚的商业与航海氛围大加评述。尽管面临巴格达陷落、棉花等重要商品市场萎缩等挑战，中世纪海湾地区绝非边缘地带。公元1000-1500年，它始终是连接欧亚非市场网络的重要节点。尽管单个港口易受世界贸易格局变化和重大历史事件（比如1258年蒙古人击败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冲击，但波斯湾地区本身始终保持着其作为全球贸易中转枢纽的角色。
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开辟了经好望角的新航线，使欧洲人得以绕开中东直抵印度。尽管葡萄牙人占领霍尔木兹后将海湾地区纳入其贸易体系，但该事件对这里的经济冲击远小于预期。16世纪，香料、丝绸等商品的贸易在中东持续繁荣。在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萨法维帝国（波斯）与莫卧儿帝国（印度）统治着亚洲西部，这些帝国中很多视欧洲人为下等人。当葡萄牙人抵达阿拉伯半岛时，他们不像首批登陆美洲的欧洲人那样，对当地族群和传统一无所知，欧洲商人早已在尸罗夫、基什和霍尔木兹的市场上频繁往来，而葡萄牙人觊觎的正是经霍尔木兹这座伟大城市、从波斯湾贸易中源源不断涌来的财富。
（本文摘自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著《波斯湾五千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东海湾地区》，马百亮、尤玉金译，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艾伦·詹姆斯·弗洛姆赫尔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