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中旬，贵阳城里开始有了过年的气氛。中华南路的“成记茶馆”刚开门，客人还不多。贵阳市公安局侦察科科长张思国带着三名便衣队员走了进来。他们的目标是茶馆里的一个男子，这人名叫钟家禄，外号钟老四，是国民党保密局留在贵阳的潜伏特务。
钟老四坐在靠窗的桌边，一见张思国等人进来，手便往腰间摸去。张思国动作更快，两步上前拧住了他的胳膊。但就在这时，茶馆后厨方向传来“噗”的一声闷响。钟老四身子一颤，胸前衣服渗出一片深色。他眼睛瞪大，手指死死抓住张思国的袖子，从喉咙里挤出三个含糊的字：“耿……舞……莎……”说完，头一歪，没了气息。
后门还在微微晃动，开枪的人早已逃走。公安人员检查现场，发现子弹是从后窗射入，一枪致命，明显是为了灭口。张思国拿出笔记本，记下那三个字：耿、舞、莎。线索在这里中断了。
带着这三个字，张思国和同事回到市公安局，马上召集人员研究它们的含义。
专案组连夜展开工作。他们查阅钟老四的档案，其中记载他于1949年11月奉命潜伏，隶属保密局黔站。然而，查遍他的亲友关系和贵阳周边地名，都没有发现与“耿”“舞”“莎”相关的内容。
预审股长陈默提出一个想法：“这会不会不是真名，而是谐音或暗号？”大家觉得有道理，便顺着这个方向思考。他们列举了发音相近的姓氏、地名，甚至联想到当时流传的苏联歌曲《喀秋莎》，但无一能对上号。
几天过去，案件仍没有进展。这三个字像石头压在每个人心里。侦查工作陷入僵局，而春节越来越近，贵阳城内的气氛反而变得更加紧张。
就在大家没有头绪时，陈默从一件不起眼的物品上发现了线索。
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陈默再次查看那张写着三个字的纸条。他手边放着一本从钟老四家中搜出的老黄历。这本黄历此前检查多次，没有发现异常。这次，陈默的目光停在用“天干地支”标记年份月份的那几页。
他的手指顺着“庚寅年”“戊寅月”移动，忽然停住。“不对，”他对同事们说，“我们可能想错了。这不是‘耿舞莎’，其实是‘庚戊杀’。”
按干支纪年，“庚”指庚寅年，就是1950年；“戊”指戊寅月。他查阅黄历，1950年的戊寅月从公历2月4日立春开始，到3月5日惊蛰前结束。加上一个“杀”字，意思很清楚：敌人计划在1950年农历戊寅月进行暗杀。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如果这个判断正确，敌人行动的最后期限不超过3月5日，只剩下二十多天了。
时间紧迫，市公安局立即部署，贵阳公安系统进入全面戒备状态。要求最高等级防范，绝不能出疏漏。从当天起，全市干警绷紧了神经。
他们重点守卫市委、市政府办公地、主要路口、电影院、菜市场等人流密集场所。侦察科同志换上便衣融入人群，武装警察加强巡逻，各分局还动员了可靠的治安积极分子。
这张防护网悄悄展开，既要严密，又不能打草惊蛇。春节临近，街上采办年货的人增多，但在喧闹之中，许多双眼睛正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在布防的同时，张思国等人加紧从旧档案中查找可能的行动者。有了大致时间，寻找方向更清晰了。专案组重新翻阅敌伪档案，重点查找与钟老四有关联、且有能力执行精密暗杀的人员。这样，一个代号“老邬”的人浮出水面。
此人真名邬长贵，背景特殊：他不是职业特务，原是国民党军第89师侦察连老兵。缴获的军统档案中评价他“枪法准、擅隐蔽、有耐心”。贵阳解放前夕，保密局黔站紧急招募他执行行动任务。解放后，此人下落不明。
张思国看完资料后判断，一个受过训练、擅长远距离狙击的射手，若潜伏暗处计划行刺，比普通特务更难防范。这个“老邬”，很可能就是要在“戊寅月”动手的人。
大家日夜戒备，果然，在期限到来之前，敌人行动了。2月22日夜，距戊寅月结束还有十几天。市委办公楼后的街道漆黑一片，仅一盏路灯泛着昏光。两名侦察员已在墙角阴影处潜伏多时。
近夜里十一点，两条黑影沿墙根从对面小巷钻出。前面那人背着一个鼓囊的帆布包。侦察员屏息注视，看到他们靠近办公楼外墙。就在两人放下背包准备动作时，一道手电光猛然照去，同时响起喝令：“不许动！”
那两人如受惊兔子，扔下帆布包向黑暗中逃去。随即一声枪响示警，埋伏的同志一跃而起展开追捕。一番追赶后，一人被按倒，另一人钻入复杂巷弄逃脱。
留下的帆布包被小心打开，里面是用油纸包裹的块状炸药，以及雷管和引线。称重达十公斤。被捕者连夜受审，他只是个底层跑腿，交代炸楼任务由“老邬”安排，但他们也不清楚“老邬”本人是不是在贵阳城内。
炸药包虽被截获，“老邬”却踪迹全无。根据审讯口供和对钟老四活动范围的分析，张思国等人认为，如果“老邬”仍在贵阳，最可能藏身于贵阳周边山区。于是追捕重点转向黔灵山、东山一带。
搜山队伍多次进山，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林越沟。最终在一处近溪避风的坡地发现痕迹：几个“刀牌”烟头和一摊被压平的草丛。附近寨子老乡回忆，前几天确有外地模样的人路过，买了干粮，头戴旧毡帽，沉默少言。
线索至此再次中断。贵州山峦连绵、林木茂密，一人有意躲藏，如同水滴入海。大规模搜山难以持续，专案组将追查转入长期秘密寻访。然而，邬长贵这个“老邬”，从此再没有确切踪迹。
“庚戊杀”案的主要侦办工作在1950年春告一段落。案卷总结简明：成功预警并挫败敌特重大破坏阴谋，维护社会安定；主犯邬长贵在逃，对其追查移交后续部门长期进行。
案件虽结，亲历者难忘。当年参与办案的老同志后来各赴前程，有的调离外地，有的留在贵州。他们晚年谈起此事，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立功受奖，而是两个场景：一是陈默面对老黄历恍然悟出“庚戊杀”的那个下午；二是二月寒夜里，那个被丢在办公楼墙根的帆布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