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4日，一场碰头会正开到一半，门板突然被人猛地撞开。
就因为白鑫那个叛徒在背后捅了刀子，杨殷身陷囹圄。
等进了国民党的大牢，负责审问的官员拿起档案一瞧，估计后背都得冒凉气。
这哪是什么普通的“赤色分子”，这来头的硬度简直吓死人。
早在1911年，人家就是同盟会的一员；到了1917年，更是孙中山大元帅府里的参谋，还兼着卫队副官。
在国民党那头儿，他既是元老级人物，更是孙中山面前的大红人。
按常理推断，这种身份的人，只要稍微服个软，或者在这个关口吐口说句“我不干了”，高官厚禄那是现成摆着的。
国民党那边儿算盘打得挺响，派人一波接一波地来劝，只要肯转头，荣华富贵立马就能到手。
可杨殷二话没说，直接把“苟活”这条路给堵死了。
在这位37岁的汉子心里，藏着一本账，旁人看不透，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本账得从1913年翻起。
那年杨殷才21岁。
国民党元老宋教仁惨遭袁世凯亲信毒手。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大伙儿多半是抗议两声，要么就是躲得远远的求个平安。
杨殷这人性子烈，路子也野：血债血偿。
他没光在嘴皮子上骂娘，而是精心算计，单枪匹马去刺杀那个害死宋教仁的凶手郑汝成。
虽说最后没能当场把人毙了，但也把对方打了个半死。
这事儿让孙中山对他格外看重。
打这儿起，杨殷的行事风格就定型了：他从不是那种光动嘴皮子的政客，而是该见红时绝不手软的硬茬子。
时间来到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拉起军政府的大旗，杨殷靠着本事当上了卫队副官。
这可是无数人做梦都想走的“捷径”。
他家里本就是豪门大户，曾祖父那是白手起家办实业的主儿，家底厚实；这下他又身居要职，那前途简直亮得晃眼。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他干了件在旁人眼里绝对是“赔本赚吆喝”的傻事。
五四运动那阵子，杨殷在盐务稽核处混了个差事。
这可是个流油的肥缺，只要他屁股坐稳了，凭他在党内的关系网，下半辈子别说吃穿不愁，富甲一方都不是梦。
偏偏这时候，马克思主义闯进了他的脑子。
他开始琢磨脚下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他看出来了，光靠国民党，那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梦八成是个死胡同。
旧军阀的那些臭毛病、官僚的那套做派，正在一点点磨灭他当年的热血。
是赖在一艘快沉的大船上接着享受头等舱，还是跳上一艘随时可能翻的小舢板去搏个明天？
1922年，杨殷用行动交了卷。
他不但把那份让人眼红的工作辞了，还把家产全卖了，钱全交给组织，自己只身一人跑到苏联去“取经”。
在俗人眼里，这就是典型的败家子；可在杨殷的算盘里，这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盘子”在追加投资。
他押注的不是哪个官位，而是中国的将来。
进了共产党的大门，杨殷的军事天赋算是彻底开了挂。
1927年，蒋介石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党撕破脸。
面对屠刀，杨殷没怂，跟张太雷他们一起搞了广州起义。
虽说起义没成，但火种算是留下了。
到了1928年，杨殷坐上了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的位置。
这位子有多重？
当年的军事部那是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
在这个位子上，他的资历一度比后来的十大元帅还要老。
可他这“大官”当得另类。
在国民党队伍里，当官的是大爷，当兵的是炮灰。
杨殷反着来。
他身上没半点官架子，整天跟大头兵混在一块儿，琢磨大伙儿心里想啥、伙食咋样。
他心里门儿清，部队要是上下离心，枪炮再好也是一盘散沙。
正是在他的调教下，队伍开始有了铁一样的思想和纪律。
毛主席后来提起他，说他是党内难得的“既能带兵打仗、又会总结道道”的军事家。
他在军事部那会儿写的东西，不光是战术复盘，更是对中国革命武装咋建设的一套系统想法。
只可惜，老天爷没多给他点时间。
1929年8月，当他和老战友彭湃在牢里碰头时，俩人啥也没说，只是死死抱在了一起。
杨殷对彭湃讲：“老彭，这回咱俩怕是得把命搭上了。
不过，为了那个理想，这命丢得值！”
话听着轻巧，分量却重得压人。
那时候国民党开出的价码那是相当诱人。
对杨殷来说，只要点个头，把老同盟会员的招牌亮出来，立马就能从阶下囚变回座上宾。
可他心里这笔账算得死死的：要是为了偷生背叛信仰，那就是“千古罪人”；要是为了理想掉脑袋，那就是“精神丰碑”。
前者是一时的甜头，后者是永远的价值。
在牢里最后的日子，他和彭湃把号子变成了战场。
对着看守、对着狱友讲革命道理，唱《国际歌》。
那种不怕死的气势，把审讯他们的人都吓得心里发毛。
1929年8月30日，最后时刻到了。
上路前，杨殷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那年，他正好37岁。
用俗人的眼光瞅，杨殷这一辈子像是一直在做“减法”：扔了富家翁的日子，弃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最后连年轻的命都搭进去了。
可回过头看，正因为有杨殷这种硬骨头，在那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年代，选了最难走的那条道，才换来了后来的乾坤扭转。
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没有数千万人的牺牲，就没有胜利的今天。”
杨殷用他的一腔热血，给这笔巨大的历史账单，垫上了最贵的一笔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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