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演员闫学晶因在社交平台被质疑“哭穷、变相炫富”，账号遭到禁关注处罚。这一事件并未随着平台处置而结束，反而引发了连锁反应——那些与她仅有微弱关联甚至毫无联系的人，也被卷入舆论漩涡，成为这场风波的意外受害者。
其中，曾与闫学晶合作春晚小品的演员孙涛，因一则“直播力挺”的不实传言而遭遇网络暴力；杭州歌剧舞剧院的舞蹈演员徐梦迪，仅因与闫学晶儿媳同名，便被拖入“吃空饷”的谣言泥潭。
这些事件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网络现象：在追逐热点、声讨当事人的过程中，“关联即同责”的古老思维正以新的形式在网络空间复活。
“连坐”思维的现代变形：从闫学晶到孙涛的舆论涟漪
孙涛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当前网络舆论生态中一种新型“连坐”现象的典型体现。这位与闫学晶仅有过舞台合作的演员，因为一则未经证实的“力挺”传言，便成为了网友情绪宣泄的对象。尽管平台后续核查证实了传言的虚假性，但伤害已经造成——孙涛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自证清白，其个人声誉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
这种将个体责任无限扩大至关联方的逻辑，表面上是网络时代的新现象，实则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心理土壤。早在2019年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便已有生动呈现：女主角因哥哥的杀人罪行被迫改名换姓，父母也因“子不教父之过”的责难背井离乡。艺术源于生活，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中不乏对应。从“上海中学女教师被举报出轨男学生”事件中多名博主被误伤，到广东某小学女教师被传行为不检最终证实为虚假信息，近年来类似的“误伤”案例屡见不鲜。
这些事件揭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在现代社会法律早已摒弃“连坐”制度的今天，“一人犯错，与其相关者皆可疑”的思维定式仍在社会心理层面或隐或现。
从历史维度看，“连坐”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曾基于血缘、地缘或社会关系构建责任共同体。而如今，当公平失衡引发公众质疑时，这种古老的心理机制便容易被激活。特别是在涉及公众人物的热点事件中，许多人倾向于相信权力、财富或名声能编织成“保护网”，于是将与当事人有任何关联的个体都置于放大镜下审视，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名人“关系网”的深度不信任。
算法助推下的“有罪推定”：情绪如何遮蔽理性
网络平台的运行机制为这种“连坐式”归责提供了技术温床。当前多数平台以关联性和热度为主要权重的算法推荐机制，使得当“闫学晶”成为热点时，系统会自动推送一切与之相关的内容，无论这种关联是否真实恰当。“孙涛”作为曾经的合作者，自然成为了算法推送的重点对象。一些追逐流量的营销号，更是将未经证实的传言加工成模棱两可的短视频，进一步误导公众认知。
在这种机制下，同名者、曾经的合作者，甚至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都可能被动卷入舆论漩涡。而平台审核机制往往滞后于谣言传播速度，难以有效过滤虚假信息。加之平台对流量的过度追求，使那些博取眼球、未经证实的信息更易获得传播，从而滋生了“误伤”的肥沃土壤。
匿名化与信息碎片化的网络环境，加剧了这一趋势。人们凭借零散信息拼凑“关联性”，在情绪驱动下完成“有罪推定”。孙涛因合作被传“力挺”，徐梦迪因同名被疑“吃空饷”，正是这种逻辑的典型体现。这种认知捷径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将复杂的道德判断简化为粗暴的关系归类，让无辜者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
重建责任边界：从平台治理到公众理性
根治网络误伤现象虽难，但通过多方协同治理，在尊重个体边界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理性的生长，完全可能显著缓解这一问题，甚至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首先，平台治理是首要环节。作为信息传播的“守门人”，互联网平台的算法和审核机制直接决定谣言的扩散速度。以闫学晶事件为例，平台介入澄清针对孙涛的谣言值得肯定，但若能在热点爆发初期就提升事实核查的效率与透明度，让辟谣与谣言同步甚至提前到达受众，或许就能从源头阻断误伤。
平台应当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减少对未经验证关联的推送，同时强化对热点事件关联者的主动保护。例如，针对同名问题，可增加身份澄清的官方标签；对于关联人物，可待基本信息核实后再放开讨论。这些技术调整虽不能完全杜绝误伤，却能显著降低其发生概率和影响范围。
其次，法律层面需进一步明确网络言论的边界与责任。当前法律对网络诽谤、侵犯名誉权等行为已有规制，但在执行层面仍存在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应当建立更便捷的维权渠道，同时对恶意制造、传播虚假关联信息的行为予以明确惩戒，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法律威慑。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是公众理性的培育。这需要从教育入手，系统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让人们学会区分合理质疑与过度关联，辨别可靠信息与虚假传闻。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在此过程中责无旁贷，应在热点事件中倡导就事论事、反对牵连无辜的讨论文化，发挥理性引导作用。
从个体事件到公共伦理：我们共同的网络责任
网络时代的“误伤”乱象，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信任缺失与理性不足的反映。从闫学晶到孙涛，再到更多被牵连的无辜者，每一个名字都在提醒我们：当舆论的火焰蔓延时，没有人能确保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根据简单关联就能审判他人的世界，还是一个尊重个体边界、理性探讨问题的公共空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决定了网络生态的健康程度，也预示着每个人在下一个热点事件中的可能命运。
只有当社会形成“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普遍共识，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抵制“猎巫式”的网络行为，热点事件的冲击波才会被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避免伤及无辜。这需要技术层面的精细化调控，更需要社会心理层面的集体反思与成长。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既是舆论的消费者，也是其生产者。每一次转发、每一条评论、每一个点赞，都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所处的网络环境。或许，治理网络误伤最根本的力量，就存在于每个网民对自身言论责任的觉醒之中。当越来越多的人学会在点击“发送”前多问一句“这真的属实吗？”“这会伤害无辜者吗？”，网络空间的理性之光便会逐渐驱散误伤的阴霾。
在追求正义与真相的道路上，我们不应让无辜者成为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在于它如何对待过错者，更在于它如何保护那些与过错无关的人。从闫学晶事件到孙涛的被误伤，这一连串事件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波折，更是对我们共同构建的网络伦理的一次严峻考验。
只有通过技术、法律与公众理性的多维度努力，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建立起既充满活力又尊重个体权利的公共讨论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免于无端牵连的恐惧，真正实现“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现代社会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