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末的热河，残雪未化，寒风卷着土腥味扑面而来。一名从山口狂奔而下的传令兵喘着粗气闯进驻防司令部，带来的却是日军限时撤离的最后通牒。站在地图前的热河驻守者汤玉麟只是皱眉，抽了一口旱烟，随后低声嘟囔一句“再等等看”，就把电报丢到一旁。谁也没想到，这封电报所揭开的，将是一场只持续七天的溃败。
三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一夜沦陷，东北军失地后东逃西散，名义上仍服从张学良，骨子里却各自为政。汤玉麟凭借在奉军时期积攒的战功和人脉，攥紧了热河这块“落网之鱼”。他自封“热河驻防军上将总司令”，手下号称二十万精锐。然而，外表光鲜的兵团里，鸦片味弥漫、军饷被层层克扣，军纪早已千疮百孔。
更糟糕的，是汤玉麟对金银财物流露出的贪婪。为了填补军费窟窿，他不仅提前十年预收税赋，还指使部下四处收购罂粟，在山谷间开辟“大烟田”。老兵抽得骨瘦如柴，新兵学着吞云吐雾，夜里哨卡上明明火光四起，却无人再有警觉。城里的百姓暗地里叹息：这哪是守边的铁军，分明是拴不住的烟鬼。
正当热河军纪涣散之际，日军在2月28日完成集结，六个师团外带两个混成旅，沿赤峰—承德、兴隆—古北口、隆化—围场三路同时推进。3月1日凌晨，炮声炸穿了沉睡的黎明。日军的飞机低空扫射，装甲部队顺大小凌河结冰的河面突进。东北军的碉堡本就修得粗糙，炮弹一落，防线瞬间撕开口子。更绝望的是，三个方向的指挥官几乎同一时间下了“战略转移”的命令——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先跑再说。
万福麟的部队从平泉后撤，张作相的人马弃守承德，汤玉麟干脆坐上小火车直奔北平。二十万大军，一触即溃，沿途丢下火炮、辎重，甚至连银元都弃之荒野。短短七天，热河门户洞开。日本军报兴高采烈地写道：“未逢强敌”。
此时，被历史污名缠身的孙殿英却站了出来。1928年，他盗掘东陵，挖出乾隆与慈禧的陪葬珍宝，背了“盗墓贼”骂名。可在这场危急中，他率第41军一万人马绕过退却的主力，急行军插入赤峰。参谋长劝他：“总司令都跑了，我们硬顶也白费。”孙殿英抬头瞪眼：“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跑不跑是另一回事。”
3月4日至10日，赤峰西南的松岭成为血肉磨坊。日军第六师团的炮火将山头削成焦土，孙殿英三次督战突击，一度与敌人贴身肉搏到白刃相接。弹药缺乏，他让工兵拆屋板做护盾，用炸药罐当手雷。日军记录显示：“支那第四十一军死守高地，夜间多次反击，损失沉重。”七昼夜后，孙部退向经棚，一路边打边撤，仍保持队形。
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就此作鸟兽散，而是在多伦以西重新筑起防线，堵住了日军南下的捷径。双方拉锯十余日，直至长城各关军情告急，孙殿英才命部下经张北撤往察哈尔整补。这段顽强抵抗为华北军委会争取了宝贵时间，国府随后调集中央军、红衣第十五军等赶赴前线，否则长城防线或许更早崩溃。
热河失守后，北平报馆连夜加班，《大公报》《申报》头条痛陈“二十万大军一触即溃”，文章点名汤玉麟“卖国误国”，却对孙殿英的坚守大加赞赏。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昔日的“盗陵贼”忽然成了“抗日英雄”，这大逆转让不少读者直呼戏剧。
然而，历史从不写就终章。战后，孙殿英退守察哈尔，兵员不足、粮秣断绝，势力日渐凋敝。到1943年，他在豫西兵败，终究选择向日伪当局妥协。有人说，是昔日盗墓的阴影与个人野心让他走到了歧路；也有人辩解，风雨飘摇里没人能独善其身。对错是非，由来最难分辨。
日本投降后，孙殿英自认功过相抵，再度向南京政府示好，却已难恢复往昔光景。1947年5月，他在豫北汤阴被解放军缴械，移押开封时已骨瘦如柴。看守兵回忆：“他总是哆嗦着要烟抽，说没鸦片就睡不着。”当年秋天，瘾疾复发并引起并发症，终以五十八岁草草收场。
将孙殿英与汤玉麟摆在同一条时间轴上，可以看到两个同出奉军体系的军阀，面对侵略者时却分道扬镳：一人贪腐误国，一朝溃败；一人短暂血战，一度赢得美名。可惜后续选择，让人扼腕。抗战年代，英雄与枭雄往往只隔一线，稍一闪神，功罪便互换位置。历史因此显得格外复杂，也让后人感到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