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施琅指挥的庞大舰队像铁钳一样夹碎了澎湖的防线。
作为郑家军的主心骨，刘国轩输得精光，台湾岛最后一道大门被人踹开了。
这消息一传回岛上，只有十五岁的延平王郑克塽，立马认怂，递了降书。
按老规矩，这就是搞分裂、谋反，抓起来砍头、抄没家产，那都是基本操作。
可康熙偏偏出了一张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牌：他不光没杀郑克塽，还封了个公爵。
这事儿乍一看，好像是皇上“心肠软”。
可你要是把日历往前翻二十二年，就会明白，这所谓的“宽厚”，其实是一笔算计到骨头缝里的政治账。
从1661年郑家拿下宝岛，到1683年大清彻底接盘，这中间耗了整整二十二年。
在这场漫长的拉锯里，康熙其实一直在解一道让人头秃的难题：
你是想要一个被打成废墟的烂摊子，还是想要一块老百姓真心归顺的疆土？
为了解开这道题，康熙足足耗了半辈子心血。
故事还得回溯到1661年。
郑成功把红毛番荷兰人赶下海，这在民族气节上没得说，是个大英雄。
可对大清朝廷而言，头疼的事儿才刚起步。
郑家蹲在岛上，嘴里喊着“反清复明”，实际上就是占山为王。
等轮到郑经当家的时候，这哥们儿给朝廷开出的价码挺有意思。
郑经的意思大概是：头发我是坚决不剃的，大陆我也不会登上来，咱们能不能参照朝鲜的那种模式？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给你送点土特产，喊你一声大哥，你承认我是个藩属国。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你当你的大清皇帝，我做我的海岛土霸王。
这算盘，郑经打得噼里啪啦响。
一旦成了，他在法理上就独立了，还能通过进贡的名义搞搞贸易，赚得盆满钵满。
那会儿康熙虽然岁数不大，可在大是大非上，脑瓜子清醒得很。
他回绝得斩钉截铁，理由就一条：朝鲜从来就没在中国的版图里待过，可台湾是咱家的地方。
这是一条红线。
要是答应做藩属国，那就是邻居关系；如果是版图，那是中央管地方。
这两个概念，差一点点，意思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康熙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答应了搞“朝鲜模式”，眼下是能消停几天，可往后看，这就是埋在东南大门口的一颗定时炸弹。
于是，康熙的态度硬邦邦的：门儿都没有。
既然谈崩了，那就得练练。
可这仗怎么打，康熙又在心里盘算了一番。
谈崩之后，清军其实动手了。
他们一度拿下了厦门和金门，把郑经像赶鸭子一样逼回了本岛。
这会儿，要是按那个热血劲儿，肯定是痛打落水狗，一口气追过去。
可康熙做了一个反常的举动：叫停。
他不光让进攻的部队停下来，还下令把水师给裁了，沿海各个省份全部转入防御状态。
为啥？
因为这会儿康熙翻开国库账本一看，全是红字，穷得叮当响。
那会儿大清刚入关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热，家里吴三桂那帮藩王正磨刀霍霍，财政更是紧巴巴的。
再加上清军当时那点水上功夫，跟在海上讨生活的郑家军比起来，简直就是旱鸭子下水，风险太大。
更有意思的是，康熙曾经动过一个“借刀杀人”的念头。
他琢磨着能不能拉上荷兰人一起揍郑家。
毕竟荷兰人被郑成功揍跑了，肚子里憋着一股邪火。
可康熙很快就回过味儿来，这买卖亏本。
荷兰人确实想报仇，可那帮红毛番心眼儿多着呢。
一旦让他们插一脚，把郑家赶跑了，这帮人大概率会赖在岛上不走。
到时候，就是刚把老虎赶出门，狼又进了屋，台湾最后还是落在外人手里。
康熙只给了荷兰人做生意的面子，至于联手打仗这事儿，直接扔进废纸篓。
既然外人指望不上，自己又啃不动，那就剩下一个字：“熬”。
这一熬，就是好几个年头。
但这期间康熙可没闲着，他在等两个契机：一是把家里的三藩之乱摆平，二是等郑家集团自己从里面烂掉。
他选择暂停攻势，甚至主动裁撤水师，其实是一招“示弱”。
这让郑家那帮人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大清拿他们没辙，于是绷紧的弦松了，窝里斗的戏码就开始上演了。
转机出现在三藩之乱闹起来之后。
郑经觉得机会来了，趁乱反攻福建。
结果清军虽然在陆地上忙着灭火，但收拾郑军那帮登陆的部队还是手拿把掐。
郑经又一次灰溜溜地被打回去。
就在这时候，负责福建地界的大员姚启圣，给康熙端上来一道“硬菜”。
姚启圣观察到，郑家集团虽然嘴上还喊着“忠义”，可底下那帮弟兄早就揭不开锅了。
天天备战，加上没了大陆的物资补给，岛上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于是乎，姚启圣换了个套路：咱不拼命，咱拼钱。
这就是后来特别出名的“银弹攻势”。
姚启圣在福建沿海搞了个“招抚局”，明码实价地贴出告示：只要是郑家军那边游过来的，甭管官大官小，来了就有赏。
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
一个大头兵，给几十两银子。
一个当官的，几百两甚至上千两。
听着这钱不少，可要是跟打仗烧的钱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组织一场跨海大战，造船、买粮、发抚恤金，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两白银往里填，而且还不一定能赢。
现在呢，按人头数钱，花小钱办大事。
效果那是立竿见影。
短短半年功夫，就有两万多郑家军士兵跑过来投诚，光是当官的就有1600多个。
这可不是简单的收买，这是直击灵魂的心理战。
当郑经还在台上唾沫横飞地讲“反清复明”的大道理时，底下的兵看到的是对面实打实的银元宝和乌纱帽。
这种心里的落差，比什么红衣大炮都好使。
就连郑成功名义上的叔叔郑世袭投奔过来，康熙也是大手一挥，直接封了个侯爵。
这种千金买骨头的做法，彻底把郑家军的人心给弄散了。
康熙用实际行动告诉对面：只要你肯回头，荣华富贵全都有；你要是非得死磕，那就只能陪着郑经一条道走到黑。
时间转到1681年，康熙手里攥着那个“时机”终于成熟了。
郑经两腿一蹬，走了。
台湾内部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权臣冯锡范为了把持朝政，把原本定好的接班人郑克臧给做了，把才13岁的郑克塽推上了王位。
主子是个娃娃，权臣当道瞎搞，人心彻底散了。
康熙心里明白，收网的时候到了。
可即便到了这一步，康熙在用人上还得冒个巨大的险。
他要用施琅。
施琅这人，打海战是把好手，业务能力没得挑。
但他有个最大的毛病：他和郑家有着不共戴天的血仇。
当年郑成功杀了施琅全家，施琅是憋着一口气投降大清的。
朝廷里反对的声音一片，担心施琅一旦手里有了兵权，会公报私仇，甚至可能打下台湾后拥兵自重，变成第二个郑家土皇帝。
康熙排除了所有干扰，把帅印交到了施琅手里。
康熙心里的账是这么盘算的：施琅心里的仇恨，恰恰是他打仗的动力；而大清现在的国力，早就不是二十年前那个样了，施琅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背叛大清是个什么下场。
1683年，施琅集结了三万水军、三百艘战船，直扑澎湖列岛。
守澎湖的郑军主将刘国轩，手里捏着两万人马。
按理说，守着险要地形，未必不能扛一扛。
可刘国轩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选择了当缩头乌龟，死守不出。
施琅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没有什么试探，没有什么佯攻，一上来就是把所有筹码都推到了桌子上——梭哈。
清军玩起了“五打一”的群狼战术，利用船多势众，把郑军的船队分割开来围殴。
这是一种泰山压顶式的打法，完全不给对方喘气儿的机会。
这一仗，清军干掉了一万二千敌人，抓了快五千俘虏。
郑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在这一天就被销号了。
澎湖一丢，台湾本岛的大门就彻底敞开了。
澎湖战役结束后，施琅没急着登岛大开杀戒，而是干了一件事：把抓来的俘虏放了，还给受伤的郑军士兵治病。
这些被放回去的士兵，成了清军最好的活广告。
他们带回去的话就一句：投降不杀，还有好日子过。
这会儿的台湾小朝廷，精神防线已经彻底崩了。
刘国轩劝郑克塽：打是肯定打不过了，降了吧。
1683年，郑克塽乖乖递上了降书。
康熙拿到降书的那一刻，这盘下了22年的大棋，终于落下了最后一颗棋子。
他没搞秋后算账，也没搞大规模清洗。
郑克塽混了个公爵当，刘国轩封了侯爵，郑家那帮亲戚都被妥善安排到了北京，入了旗籍吃皇粮。
这看起来是宽容，其实是康熙战略的最后闭环。
要是不善待郑克塽，往后谁还敢投降？
要是不把他们搬到北京，留在岛上终究是个雷。
康熙用高官厚禄把这帮人“养”起来，实际上是把台湾的割据势力连根拔起，移植到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看着。
回过头再看这段往事，康熙收复台湾，从来就不是一场简单的打打杀杀。
如果光是为了赢，可能早就动手了。
但康熙要的不光是赢，而是要“稳”。
他在实力不行的时候懂得“忍”，在面对诱惑（跟荷兰人合作）的时候懂得“拒”，在僵持阶段懂得用“钱”去瓦解人心，在对手最虚的时候懂得用“狠”劲儿一锤定音。
这22年的拉锯，康熙始终没偏离那个核心目标：台湾必须是中国的地盘，而不是什么藩属国。
为了守住这条底线，他可以谈，可以等，可以花钱，也可以大开杀戒。
这就是战略定力。
所谓的“康熙大帝”，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心里门儿清，什么时候该拔刀，什么时候该收刀。
收复台湾，不光是地图换个颜色那么简单，更是人心的重新归位。
这一层，康熙看得比谁都透。
信息来源：
《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一·列传四十八》（施琅传、姚启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