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0号，时间定格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机舱门缓缓开启，刘善忠就杵在门口。
底下的大陆公安正往上冲，可你看这人，脸上哪有一点儿害怕的意思？
反倒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一脸“总算到家了”的轻松。
那会儿，他脑子里大概正放着电影呢：手里捧着花，耳边全是掌声，镁光灯咔咔闪，指不定后头还有高官厚禄等着。
也难怪他敢想，毕竟刚干了件“捅破天”的狠活儿——硬是把一架原本要从高雄飞台北的波音客机，给劫到了厦门。
等那冰凉的手铐往手腕子上一拷，刘善忠彻底懵圈了。
他嗓子都喊劈了：
“咱们是一家人！
我是专门来投奔的！”
可惜，没人搭理这茬。
别说回话了，连个正眼都没人给，公安干警手脚麻利，架着他就下了飞机。
俩月后，人被打包送回台湾，等着他的，是把牢底坐穿。
这事儿出得荒唐，不少人当段子听。
可你要是把他这辈子的经历和当年的两岸形势掰开了揉碎了看，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个简单的疯子闹剧。
这纯粹是个拿着旧地图非要找新大陆的决策大坑。
刘善忠栽得最狠的地方，不在于动手劫机，而在于眼神不好没看对日子——那年头是1997，早就不是1987了。
咱得把这事儿捋顺了，先琢磨琢磨刘善忠脑子里那个“投奔就能升官发财”的死理儿是咋形成的。
这想法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这算是海峡两边谁都不说破的“隐形规矩”。
早在1949年4月，杜道时开着飞机过来了，那是头一份。
再往后，1981年8月，黄植诚也飞过来了，后来愣是干到了空军少将。
就算再晚点，1989年2月，林贤顺飞过来，怎么着也混了个中校当当。
在刘善忠看来，这就是标准流程：管你是战斗机还是客机，只要连人带机弄到大陆，那就是“义举”，就是大英雄。
可偏偏他漏算了一个最要命的变数——时间。
1990年，为了处理两边偷渡和罪犯遣返的事儿，两岸红十字会在金门签了个单子，也就是著名的“金门协定”。
这协定里有条规定硬得像铁板：凡是违规跑过去的或者身上背着案子的，必须送回去。
这说明啥？
说明两边看劫机这事儿的眼神变了。
以前那是“政治仗”，互相拿对方的叛逃者当枪使；现在那是“法律仗”，劫机就是犯法，谁还给你发大红花啊？
刘善忠不光没看到这条新闻，或者说，他脑子里的过滤网自动把这条对自己不利的消息给筛掉了。
好好一个人为啥非要走钢丝？
咱得瞧瞧刘善忠当时混得有多惨。
他是那种典型的“外省二代”。
当年跟奶奶一块儿来台湾，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那是紧紧巴巴。
不过这娃挺争气，从小就知道学，一路考进军校，最后分到了台“国防部”搞心理战的部门。
这部门挺有意思。
他的活儿就是天天竖着耳朵听大陆那边的动静。
这一下子就搞出了个怪圈：他在台湾这边是个没根没底的小角色，可每天干的事儿，全是隔着电波琢磨海峡对面。
日复一日这么听下来，再加上对现状一肚子火，他对那个天天被自己监听的地方，反倒生出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向往。
后来他混得其实还可以，干到了“警备总部”保防参谋，34岁那年挂着中校衔退了伍。
要说故事到这儿就不讲了，他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伍老兵。
坏就坏在退伍后的心里落差太大。
退下来后，他去考报社，从记者一路爬到主任。
你看，这人本事是有的。
可到了1996年2月，因为报社里头勾心斗角，再加上积攒了一肚子的怨气，他在某件事上彻底炸了毛，甩手不干了。
没了工作、人到中年、又找不到归属感，这三座大山压下来，刘善忠彻底垮了。
经朋友介绍，他躲到虎头山一座破庙里当起了“庙公”。
天天守着青灯古佛，听着钟声敲打，心却跟长了草似的。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97年3月的一场饭局。
战友聚会。
这可是中年失意男最怕去的场子。
酒桌上，战友们一个个红光满面，要么升了官，要么下海捞了金，唯独刘善忠，一个退役中校，沦落到在庙里扫落叶。
这种天上地下的落差，直接引爆了他心里那个疯狂的念头。
他觉得自己在这边“融不进去”，到处受气。
既然这儿容不下大爷，那我就去那个我听了半辈子墙根的地方——大陆。
1997年3月10号，刘善忠真干了。
这次行动的本钱少得吓人：总共才花了7块钱新台币。
他买了7块钱的汽油，灌进一个蓝色的漱口水瓶里。
现在的年轻人估计想不通，一瓶子汽油咋能带上飞机？
那会儿可是1997年，安检那套东西跟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瓶要命的玩意儿，居然真就蒙混过关，骗过了X光机和安检员的眼睛。
刘善忠坐上了远东航空从高雄飞台北的128号班机。
一上飞机，他其实心里直打鼓。
这心理素质一不行，手上就容易出岔子：本来想把瓶盖拧紧点，结果手一哆嗦，反倒给拧松了。
汽油味儿一下子就窜了出来。
边上的乘客吓坏了，问咋回事。
刘善忠这时候还在硬撑，瞎掰说：“可能是飞机漏油了吧。”
但这鬼话糊弄不了发餐的空姐。
空姐鼻子一闻不对劲，转头就报给了乘务长。
眼瞅着要露馅，刘善忠索性不装了。
他跟在空姐屁股后面冲到前舱屏风那儿，掏出瓶子，把一半汽油哗啦泼在地毯上，举着打火机吼了一嗓子：
“劫机！
立马给我飞往中国大陆，谁也别拦着，不然老子一点火，大家一块儿玩完！”
这时候，轮到机长做选择题了。
机长试着跟他在那儿磨：“去大陆哪儿啊？”
刘善忠：“随便哪个机场都行。”
机长：“油不够烧的，得先去台北加点油。”
这明显是拖延战术，想把飞机骗到台北松山机场去。
刘善忠虽然情绪激动，但脑子还没糊涂，直接撂了句狠话：
“反正我烂命一条，你们配合点，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要是拿我的话当耳旁风，那咱们就黄泉路上作伴。”
这就是典型的“胆小鬼博弈”。
刘善忠赌的就是机长不敢拿全飞机人的命去开玩笑。
其实事后诸葛亮地看，刘善忠压根就不想点那把火。
只要机长再坚持一下，或者保安敢冲上去搏一把，他八成也就怂了。
可在那个节骨眼上，那个封闭的小黑屋里，刺鼻的汽油味加上举在手里的打火机，彻底把机组人员给震住了。
飞机掉头，直奔厦门。
飞机落在厦门那一瞬间，刘善忠觉得自己这把赌赢了。
他甚至还留着点最后那点所谓的“绅士风度”，本打算下飞机前跟机上157个倒霉蛋道个歉。
可惜，没给他这个机会。
大陆公安冲上来的速度比他想的快多了。
他扯着嗓子喊“自己人”，结果全是自作多情。
才过了5天，3月15号，香港一家报纸就发了条短讯：“那边对刘善忠劫机这事儿，原则上定下来了，先走完司法程序，再把人送回台湾。”
这话字数不多，分量可沉着呢。
它向全世界发了个信号：“金门协定”不是擦屁股纸，两岸在这事儿上早就达成了高度默契。
5月14号，在厦门蹲了俩月号子的刘善忠，被押回了台湾。
这趟差出的，成了他这辈子最贵的一次“单程票”。
回去后，先是被判了无期。
后来因为那边改了“民用航空法”，改判成15年。
在号子里，刘善忠彻底崩了。
从一个做着“投诚梦”的义士，变成了两头都不待见的阶下囚。
那种从云端跌到泥里的落差让他一度疯疯癫癫，被送去精神病监强制治疗。
后来他回忆那段日子，嘴里蹦出八个字：“半梦半醒，半死半活”。
坐了10年牢，刘善忠保释出来了。
这时候他已经老得不行了。
江湖上早没了他这一号，当年的大新闻也没几个人记得住。
出来后，他改名换姓，想把那段荒唐事抹干净。
2013年结了婚，重新过日子。
回头再看这事儿，刘善忠算坏人吗？
不好说。
他更像是个被时代甩在身后却不自知的可怜虫。
他这辈子都在做赔本买卖：
在心战部门听墙根，听出了向往，却没听懂两岸关系的底色变了；
为了摆脱中年危机去玩命，却没算准玩命的代价；
他以为自己奔着“光明”去了，却不知道在1997年那个节点，不管大陆还是台湾，谁都不稀罕这样的“英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时候它碾死一个人，连声招呼都不带打的。
刘善忠以为自己抓住了时代的尾巴，殊不知，那个时代早就翻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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